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不是谁攒钱攒的多，而是谁花的多。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随着时间进入2020年代，最近几年大家的对时间的感知普遍变得迟钝了，很多人至今的记忆还停留在2019年。
站在百年后的历史窗口，2020年注定会是一个分水岭，这不仅仅只是因为新冠，也包括整个宏观经济的底层运行逻辑。
说一个数字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变化。截止2019年末，我国居民存款为80多万亿，这是此前这么多年存款的总和。
然后，我国居民存款从2020年到2025年这六年时间里，存款总额从80多万亿飙升到了160万亿，短短六年时间，居民存款总额就翻了一倍，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整个国人消费投资习惯的彻底逆转。
当然，越来越多的还不仅仅是居民存款总额。截至2025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也突破了340万亿大关，同比增长8.5%。
在如此庞大的货币供应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仍然维持在40%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更值得关注的是，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5.5万亿元，增速仅为3.8%，这与M2增速形成了4.7个百分点的剪刀差。
宏观上的货币总量持续扩张，但居民消费意愿却并未同步提升。钱印得越多，人们反而越不敢花钱，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一悖论，我们首先需要理清货币供应量的层次结构。M0是流通中的现金，M1包括M0加上单位活期存款、个人活期存款等，代表即时购买力。
而M2则在M1基础上加上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等，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最近这十年，我国M2增速可以说是相当迅猛。从2016年的155万亿元到2025年的340万亿，十年间M2规模翻了一番多。2025年M2增速8.5%也明显高于5%名义GDP增速，这也意味着货币环境较为宽松。
这种扩张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第一是为了应对下行压力，保持流动性充裕；第二是债券发行规模扩大；第三是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保持合理增长。
当M1增速低于M2增速时，这表明资金更多沉淀为定期存款等低流动性资产，而非用于即时消费和投资。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几年居民存款飞涨，以及基建民间投资层面的下滑。
而面对庞大的货币供应，居民消费率却长期低迷，这背后是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性乃至心理性因素的叠加结果。
为什么消费相对疲软？第一个原因就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是抑制消费的首要因素。2025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约32%，超额存款规模也非常庞大，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明确指出，高预防性储蓄是我国消费疲软的核心原因。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预防性储蓄，这也是因为家庭缺乏充足的社会保障，而被迫进行大量储蓄。
第二个原因就是收入增长放缓和预期不稳。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但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也面临着实质性压力。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5%，这和GDP增速基本持平，但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突出。
社科院金融研究生指出，居民消费不足从流量因素看，源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和收入预期下降。央行调查也显示，2025年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62%以上，创历史新高，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仅19%左右。
第三个原因就是资产价格收缩和财富效应减弱。房地产和股市的调整，其实对居民财富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2025年地产投资下滑17.2%，多地房价和峰值相比下跌明显，对于背负房贷的家庭来说，贬值不仅仅意味着家庭资产缩水，还使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
而最后一个原因，则是供给和需求的错配。
有效供给不足也制约了消费潜力释放。我国在投资上占GDP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更高，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又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也导致了生产端的问题，挤压到了收入端乃至消费端。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M1和M2剪刀差的扩大本身，就直观反映了资金从“活钱”向“死钱”转化的过程。
剪刀差扩大说明企业在获得资金后，往往选择存进银行，而不去投资和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投资意愿下降。2025年10月制造业PMI为49.0%，处于荣枯线以下且环比走弱，BCI企业销售、利润前瞻指数也出现环比下降，企业预期转弱使得资金活化意愿降低，单位活期存款流转放缓。
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但资金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仍然存在阻滞。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5.6万亿元，但大量资金并未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种“流动性充裕但传导不畅”的局面，是剪刀差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资金充裕，但要想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这背后仍然需要一个更健全和流畅的传导机制。除此之外，就是收入分配机制。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就建议，提振居民消费关键在于改善收入预期和增加存量财富，财政应该抓住低利率窗口期积极扩张，将较多的地方部门存量财富向居民部门适度转移。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收入分配、财富积累、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后顾之忧。
总的来说，要想提振消费，必须要搭配一套多元化的支撑体系，其中就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只有不断健全这些，才能够让消费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
340万亿M2与40%消费率的反差，揭示了宏观经济转型期的深层矛盾。货币供应的扩张创造了“有钱”的表象，但居民消费决策基于的是实际购买力、未来预期和安全感。当教育、医疗、养老的“新三座大山”依然沉重，当就业和收入前景不明朗，当资产价值面临缩水风险时，理性的家庭选择必然是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M1-M2剪刀差的扩大，正是这种集体心理的货币化表现：资金从活跃的支付领域流向沉淀的储蓄领域，从即时消费转向预防性储备。这不是简单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结构性问题的集中反映。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