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文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面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国际贸易格局深度调整等外部挑战，以及内需不足困难，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支持下，较好地实现了年初“两会”提出的既定增长目标。
三大因素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初步核算，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增速与去年持平。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长4.8%，四季度增长4.5%。经济走势呈现出“前高后稳”的特征。这主要应归功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工业生产质效双升。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工业生产总体保持稳中加快态势，高技术制造和装备制造继续引领增长，多数行业、产品实现了增长，企业信心边际改善。一是产能利用率稳中有升。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各季度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1%、74.0%、74.6%、74.9%，回升势头较为明显。二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202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3、3.5个百分点。三是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进程持续推进。2025年，我国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2.5%、28.0%、25.1%。四是制造业景气显著回升。2025年12月，在高技术制造业PMI（52.5%）、装备制造业PMI（50.4%）和消费品行业PMI（50.4%）的强势带动下，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50.1%）一举站上荣枯线，结束了此前连续八个月低于50%的低迷，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5%，上升2.4个百分点。
其次，消费增长多点发力稳住大盘。消费在“政策托举+结构升级+新型消费”共同发力下，巩固了温和增长的格局。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3.7%。其特征包括：一是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家具、家电、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零售额增长较为明显。二是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居民旅游和休闲运动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文体休闲、旅游咨询租赁、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较快增长。三是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持续壮大。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体育娱乐用品零售额等增长较为明显。四是入境消费持续扩大。随着离境退税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
最后，出口表现显著超出预期。以美元计算，2025年12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6.6%，增速较11月的5.9%进一步走高；全年出口同比增长5.5%，显示我国出口受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并呈现出以下特征和趋势：一是出口规模始终保持较高水平。2025年初以来，中国单月（除2月外）出口规模稳定保持在3000亿美元以上，尤其是随着中美“对等关税”谈判持续推进并达成阶段性成果，下半年单月（除10月外）几乎都保持在3200亿美元以上。年底出口更是创下了3577.8亿美元的全年最高纪录。二是对美出口趋于阶段性稳定，总体依赖性降低。12月对美出口规模为341.75亿美元，与9月、10月、11月的343亿美元、349.2亿美元、337.9亿美元非常接近，表明随着去年中美贸易谈判协议的达成，中国对美出口在经历上半年的波动后已趋于稳定。从对美出口占中国整个出口的比重来看，已从特朗普第一任内的20.7%左右降至9.55%。三是出口增长主要体现在对非美市场出口扩大。从出口市场比较来看，2025年中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欧盟同比增长部分已经能够对冲对美出口下滑的近八成规模。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是6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四是中高端制造业已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规模占比超过六成，是当之无愧的“压舱石”。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超过四分之一。这些占比越来越高的中高端制造业出口实现稳定增长，是中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速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与消费的平稳和出口的超预期相比，投资的贡献无疑偏弱。从2025年宏观经济“三驾马车”的整体表现来看，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是52.0%、15.3%、32.7%。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下滑3.8%。在固定资产投资三大构成中，最大的拖累项无疑仍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其次是基建投资。202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7.2%，基建投资下滑2.2%，制造业投资相对稳定，同比增长0.6%。此外，当前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还存在不少其他结构性和深层次矛盾可能阻碍增长。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外商投资降幅最大。2025年，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港澳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2%，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13.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降幅较为明显。2025年，东部地区投资同比下降8.4%，中部地区投资下降2.7%，西部地区投资下降1.3%。从企业性质比较看，民间投资下降明显。2025年，国有投资小幅下降2.5%，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幅则达6.4%。上述趋势变化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外商投资下降可能是其中的重要牵引力量。例如，外商投资在我国东部地区较为集中，东部地区依托高素质人才集聚、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集群发达等优势，对外资吸引力持续增强，外商投资的减少显然会直接影响东部地区的投资规模。再比如，民营企业在外资企业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外商投资降低和订单减少，会导致其上游众多民营企业的订单量下降，甚至带动零部件供应商企业被动跟随迁徙海外，从而影响民营企业在国内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
通缩压力减缓，直融增长加快
全年物价韧性持续增强，物价运行总体符合宏观调控预期。2025年全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累计同比与上年持平，PPI同比降幅较上年明显收窄，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展现出较强韧性，政策调控效果持续显现。CPI平稳运行保障了居民生活稳定，PPI逐步修复反映出工业经济的复苏活力。尽管部分领域仍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调整等因素影响，但在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物价运行的积极因素持续累积，为经济稳定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12月物价数据延续修复态势，CPI同比涨幅回升至2023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PPI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反映出扩内需政策显效、消费需求回暖及工业领域供需结构改善的积极变化。从CPI表现来看，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稳步扩大。12月CPI环比上涨0.2%，较上月下降0.1%的态势实现扭转；同比上涨0.8%，涨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两方面支撑：一是除能源外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拉动。受扩内需、促消费等政策持续显效及元旦临近消费需求增加的影响，通信工具、母婴用品、文娱耐用消费品等价格涨幅在1.4%—3.0%之间；国际金价上行带动国内金饰品价格大幅上涨5.6%，共同推动了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6%，对CPI环比上涨贡献约0.16个百分点。二是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节前鲜果和虾蟹类需求增加，价格分别上涨2.6%和2.5%；生猪产能充足导致猪肉价格下降1.7%；鲜菜价格受天气条件较好影响上涨0.8%，低于季节性水平3.3个百分点；整体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0.3%，对CPI环比形成温和支撑。12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需求的稳步修复态势。12月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6%，其中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2%，凸显家政等民生服务领域的需求活力；尽管房租价格仍下降0.3%，但降幅已呈现收窄趋势，后续随着就业市场改善和人口流动优化有望进一步企稳。
PPI环比涨幅扩大、同比降幅收窄，工业领域积极信号持续累积。12月PPI环比上涨0.2%，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涨；同比下降1.9%，降幅较上月收窄0.3个百分点，显示工业产品市场供需关系持续改善。具体来看，一方面，供需结构改善是核心驱动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与市场竞争秩序综合整治持续显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炭加工价格均连续5个月上涨，12月环比分别上涨1.3%和0.8%；锂离子电池制造、水泥制造价格连续3个月上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由降转涨，反映出工业领域优势产业的产能优化成效。另一方面，输入性因素对PPI的影响呈现分化特征。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拉动国内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3.7%和2.8%，其中银冶炼、金冶炼价格涨幅显著。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则导致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分别环比下降2.3%和0.9%，体现出外部市场波动对国内工业价格的复杂影响。此外，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带动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外存储设备及部件、生物质液体燃料等新兴产业价格涨幅突出，成为工业价格运行的新增长点。
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我国资本市场整体较为活跃，成为存款向实体经济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作用也有所上升，部分抵消了信贷需求不足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全年直接融资新增16.7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在社融增量中的占比增至46.9%，较2024年末提高了5.1个百分点。
信贷增速回落，而社融仍保持较快增长。全年新增信贷16.3万亿元，同比少增1.8万亿元，呈现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居民信贷增量有限，仅有4417亿元，而企业信贷尤其是短期信贷增量明显。全年新增社融35.6万亿元，同比多增3.3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融资增量13.8万亿元，同比多增2.5万亿元，是主要贡献项，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发力；企业直融新增2.87万亿元，同比多增6668亿元，增长明显；银行表外三项融资增加近5000亿元，信托贷款增加了3682亿元；社融口径人民币贷款新增15.9万亿元，同比少增1.1万亿元。2025年末，M2同比升至8.5%，较2024年末上升1.2个百分点；M1同比升至3.8%，较2024年末上升1.2个百分点；M2—M1增速剪刀差由2024年末的6.1个百分点收窄至4.7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资金活化程度有所提升、企业经营预期改善，但经济内生动能仍有待巩固。
2026年GDP增速目标设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同时又强调，“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2026年，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对于质的有效提升，2026年的工作重点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协同性和有效性，持续优化治理效能；强化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激发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潜力；进一步完善投资结构，促进民间投资显著激活；推动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落地，推广“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场景应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科技自主可控能力不断增强；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等。
对于量的合理增长，我们认为2026年应保持在5%左右。首先，设定5%目标很有必要。长期来看，“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是我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翻一番等2035年远景目标顺利达成的关键阶段。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GDP需要年均增长4.17%。但从经济运行规律来看，长期经济增速往往又存在“收敛”的特征，即“十五五”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速应当高于“十六五”时期；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2026年，相对于其后四年保持更快增速也在情理之中。其次，实现5%目标有较好的内在基础。从近三年的实际增速及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2026年继续保持这一增速存在较好基础。2023年、2024年、2025年GDP增速分别为5.2%、5%、5%。最后，实现5%目标有适宜的内外部条件。从增长动能来看，相比于2025年，在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及外贸环境改善的背景下，随着更多促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的政策落地，2026年我国经济增长有望走得更稳更快，同时增长动能相对更加均衡。
预计2026年消费对全年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保持在55%左右，最终拉动GDP增长2.7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回升至25%，拉动GDP增长1.25个百分点。净出口对全年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
政策建议
2026年，中国经济将延续复苏，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但客观来看，外部不确定性不容低估，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特别是微观层面仍存在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需求偏弱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并增强其针对性和协同性，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持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降低居民首次购房成本，拓宽购置门槛。协同央行货币政策，同步调降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0.5个百分点。增加财税购房优惠支持力度，对首套房购置的，继续下调交易环节各项主要税率（包括契税、印花税）；针对二手房交易环节，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减少免征年限。引入财政贴息贷款政策，期限为1年，贴息幅度可以为1个百分点。创新建立房地产交易税收返还制度，对期限在1年时间以内的，设立与家庭装修、装潢等耐用消费品购债税收抵扣政策，以帮助住房需求释放。在供给端方面，鼓励发展“好房子”项目，完善绿色建筑、智能家居等标准，提升住房品质，激活改善性市场。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应以防范化解房企金融风险为主。加快推进商业银行对房企“白名单”专项贷款的全覆盖，进一步推动专项贷款资金落地，给予能够维持房企正常经营的流动性支持。必要时建议新成立专门负责房企存量贷款的金融机构，预防房企风险的生成及其在金融系统的扩散。落实资本市场新“国九条”、推动REITs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支持商业不动产领域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盘活房企存量资产，加快推进房企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来创造现金流和资产价值，缓和房企流动性风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增强服务消费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目前，我国个人一般消费贷额度在20万—100万不等，消费贷利率普遍在2%—3%范围内，还款周期短则不足1年、长则不超过3年，为推动服务消费加快发展，建议可适度扩大居民服务消费贷款规模，降低服务消费贷款利率，拉长还款周期，拉动居民消费支出。扩大服务消费贴息政策覆盖范围与精准度，在现有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的基础上，将养老、托育、家政、康复医疗、职业教育等民生型服务纳入重点支持清单，并对低收入群体、新市民等实施差异化贴息比例。设立“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专项资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对餐饮、文旅、健康等领域中小微服务主体的数字化改造、员工培训、绿色认证给予30%—50%补贴，缓解其融资约束。创新“财政+保险+信贷”风险分担模式，鼓励地方政府联合政策性担保机构，对银行发放的服务业信用贷款提供风险补偿，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顾虑。打通公共服务与消费激励衔接机制，例如对参与政府认证的普惠托育或社区养老机构，其用户可凭服务凭证申领消费券或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额度，形成“政府引导—企业提质—居民受益”的良性循环。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将短期促消费转化为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和内需潜力释放的长效机制。
重视并积极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在土地财政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落实好各项存量与增量政策首先需着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一是稳妥推进化债工作。在原有的“6+4+2”化债方案基础上，针对剩余未安排的2.43万亿元隐性债务，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并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地方向中央零息借款的方式支持地方政府一次性清偿剩余隐性债务，由中央承担特别国债利息（因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已归还部分隐债，实际发行额可能会低于2.43万亿元；如果该部分隐债的本息全部由中央承担，地方化债积极性会大幅降低）；能够大幅减轻地方债务负担与行政压力，使其无后顾之忧地落实各项扩内需政策。二是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建议2026年可提升至5万亿元以上，覆盖用于化债的8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6+4+2中的2）。三是提升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至12万亿元以上，较2025年增加约1.7万亿元，尤其是增加对共同财政事权的转移支付预算，缓解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均衡的问题。四是加快推进税制体制改革。调整部分消费税划归地方财政，整合地方附加税进行统一征管以提高效率，简化税制、试点授权税率小幅调整以增强地方税收调节能力。还应继续鼓励地方政府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增加财政收入，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扩大税源，积极推动东中西省份之间的产业与财政帮扶。
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优化经济大省考核评价体系，增设“重大战略任务考核”或“全国统筹贡献度”指标，涵盖产业链带动、民生帮扶、生态保障等维度。对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成效显著的经济大省，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适度倾斜，重点支持其主导的跨区域重大项目前期费用，降低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建立“政策试点优先权”机制，允许经济大省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如土地指标跨省交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数据跨境流动（如国际数据港建设、跨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绿色金融创新（如碳账户互通、碳金融产品互认）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试点方案经中央备案后即可实施，且试点期间产生的改革成本由中央财政给予一定补贴，对突破性成果给予额外奖励。激励经济大省主动向外辐射产能、技术与管理经验，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地区率先试点“跨省联合项目GDP分计制度”，对共建产业园区、共投重大基础设施或产业链协作项目，由国家统计部门牵头建立统一的分计核算标准和数据共享平台，允许按投资比例、就业贡献或增加值来源在两地GDP中合理拆分计入，并同步调整税收分成、能耗指标分配等配套政策，有效破解经济大省“担子重、动力弱”“贡献大、回报小”的矛盾，形成“主动作为—全国受益”的良性循环。
（作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