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现代作家与咖啡结下不解之缘，我们较为熟知的，新文学作家中有写了《珈琲座谈》一书的张若谷，还有邵洵美、傅彦长等；通俗文学作家中，曾孟朴、周瘦鹃等也不会遗漏。但陈蝶衣就鲜为人知了，而且，在我看来，陈蝶衣应享有“咖啡大王”的美誉。

陈蝶衣1930至40年代活跃于海上文坛，专栏小品、短篇小说、电影歌词等无所不能，而我之所以称他为“咖啡大王”，理由有三：一，陈蝶衣自己说过：“我唯一的消耗是喝咖啡，每天下午在咖啡馆孵三小时。”（引自《喝咖啡难》，1949年2月9日上海《铁报》）；二，他1944年左右又在上海开过一家“大中华咖啡馆”（当时上海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由此应可见他的爱国情怀）；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从1940至1949年，他在上海的各家小报所开设的专栏中，先后发表了《小坐南京咖啡馆》《CPC咖啡》《咖啡馆之末路》等二十多篇写喝咖啡、泡咖啡馆或与喝咖啡相关的文章，这在当时海上文坛可谓无出其右者。

1943年11月19日，陈蝶衣在《大上海报》发表《喝咖啡》，循循开导上海市民如何喝咖啡，文笔甚为风趣：

尝见许多人喝咖啡，恒以小匙舀咖啡些许，徐徐送入口中，以示并不“穷凶极恶”，此实大误。小匙之为用，仅在于调和糖块，咖啡则擎杯喝之可已，绝对不需用匙，用匙转成了洋盘矣。盖西人喝咖啡，亦无如是吃法也。书此，以为时常跑咖啡馆者告。

“洋盘”是上海话，意为对都市事物没有经验而闹笑话。1947年12月20日在《导报》发表的《游击喝咖啡》，既反映了当时上海的物价飞涨，也颇幽默：

孵咖啡馆成了习惯，遂以国际三楼作为经常的会客室，其地的优点是比较清静，柔软的沙发坐着也相当舒适，但遗憾的是，咖啡的售价一再改码，坐一个下午的代价，由一万五千元涨至三万元，一个月的耗费近百万金，虽然不能算浩大，但究竟不甚节约。于是迁地为良，近来的孵咖啡馆采取了游击式，不是西青就是光明咖啡馆，西青的饮料售价相当于国际三楼之半。是处有水汀设备，可作庇寒所，但地窄人稠，时常客满，迟到即有向隅之虞。光明咖啡馆后进觅座，不但比较清静，而且玻璃门内窥双携之侣翩然而过，兼有眼药可榻。

“国际”指上海大名鼎鼎的国际饭店，至今巍然屹立，而“眼药可榻”也是上海话，大饱眼福之意也。《招牌字》（刊1944年3月6日《繁华报》）由咖啡馆起笔，写出了陈蝶衣颇有自知之明，也善于自嘲：

有人以宣纸两张，送至大中华咖啡馆，嘱下走为银星杂志社书字招。下走之字，大伏天为朋友们写写扇子，或尚可派司，若字招则必须有大气磅礴一笔，不以此项生意照顾邓粪翁、谭泽闿，而寻到下走头上，无论如何是走错了门路，恕下走不敢命笔，盖深恐大家都砍招牌耳。

陈蝶衣写咖啡文中最为短小动人的当数《男耕女织》(刊1947年5月5日《导报》)，文题似与咖啡毫不相关，其实不然，而“文友某先生”云云，或为陈蝶衣的自况也未可知：

文友某先生带了他的太太孵咖啡馆，某先生一面喝咖啡，一面写稿；他的太太一面喝咖啡，一面结绒线衫，宛如一幅男耕(笔耕也)女织图也。

文｜陈子善

编辑｜王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