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美]萨拉・波默罗伊著，吕厚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00页，69.80元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在熠熠闪光的古希腊文明与辉煌传奇的古罗马帝国之下，当时一半的女性在做什么？美国学者萨拉·波默罗伊（SarahB.Pomeroy）专注于西方古典时代女性史的研究，被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她的《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Goddesses,Whores,Wives,andSlaves:WomeninClassicalAntiquity）作为古典女性研究领域的经典开山之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古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彻底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古典史研究范式。“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这一标题来源于公元前四世纪伪德摩斯梯尼的一句话：“我们有情妇可供消遣，有女仆服侍自己，还有妻子生育合法子嗣。”萨拉·波默罗伊用这四个身份揭示了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对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与功能划分，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女性在这四类角色中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这部著作初次发表于1975年，并于2025年出版中译本。全书共十章，在当时的史料基础与历史认识水平下，萨拉几乎竭泽而渔地发掘了与古希腊罗马女性史领域相关的，那个时代已知的所有重要文本、考古材料与图像资料的证史价值。
她讨论了从古希腊黑暗时代到罗马帝国时期的诸多女性史话题：如奥林波斯诸神体系中女性神祇的地位及其与现实女性形象的异同；母权制是否曾在希腊史上广泛存在；希腊古风与古典时代遗弃、杀害女婴的社会风气；古典时期阿提卡悲喜剧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希腊化时代女性政治、经济与法律地位的有限提升；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早期政坛幕后的贵族女性；伊西斯崇拜在罗马共和国—帝国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广为流传，等等。鉴于卷帙浩繁的现存古典希腊、拉丁史料中并不包含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系统连贯记述与关注，波默罗伊的《女神》虽然不可能在内容上面面俱到，却已成为想要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女性社会生活有所了解的当代读者的最佳入门读物之一，它展示了女性如何在充满限制的社会里依然展现出强大的智慧与鲜活的生命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影响着社会。
作为一部专题史领域的学术专著，《女神》密切关注了只鳞片爪的现存史料所折射出的，身处古典时代社会秩序与文化观念束缚下的女性群体的感受与情绪，以及观察、记述女性的男性知识精英与艺术家的感受与情绪。从这层意义上讲，《女神》一书充满创新性的主题也开启了迄今方兴未艾的情感史研究的先河。波默罗伊作为一名女性知识分子，在读书、求职过程中亲身体会过当时美国古典学界与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偏见与压迫。波默罗伊在《女神》中不断追问着既定社会秩序下的希腊罗马女性，塑造、审判女性形象的古典时代男性诗人、剧作家与哲学家的心态，以及那些赫拉、雅典娜与伊西斯等女神的信徒、崇拜者们的内心情感。《女神》关注古典史学研究中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社会生活这一新颖主题，穿插使用了雅典墓葬、浮雕图像、纸草法律文书、庞贝古城墙上的涂鸦，还有希腊化时代女性诗作残篇等特色史料，借用了荣格心理分析学说、现当代悲剧文学假说等心理学、美学理论。这部独树一格的著作在付梓后迅速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畅销书。
雅典娜（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原像，或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复制品）
在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后，《女神》已同作者独著或参与撰写的另外两部杰作——《色诺芬〈家政论〉注疏》与《古代希腊：一部政治、社会与文化史》——一道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古典学研究史上的经典。相较《女神》而言，波默罗伊的《古代希腊》与《家政论》注疏的“经典性”显然更加易于理解。《古代希腊》无愧于二十世纪下半叶英语学界乃至国际古典学界最受欢迎的古希腊史简明教材的名号。自问世以来，这部图文并茂、言简意赅的古希腊通史，凭借其前沿的学术见解、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开阔视野和引人入胜的阅读材料，培养着各国本科生、研究生与史学爱好者对古希腊史的兴趣，成为他们步入古典学殿堂的入门阶梯。波默罗伊的《色诺芬〈家政论〉注疏》则展示了她作为古典学家在古希腊语文本分析方面的扎实功力，以及她作为新时代女性历史学家对古老的色诺芬对话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经济史、性别史与家庭生活史信息的独特兴趣。这部出色的注疏将条分缕析的字句解读、细节考据与天马行空的理论思考与学说汇纂熔于一炉，成为一部文本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令关注色诺芬、古希腊女性地位与家庭经济面貌的研究者们无法忽视。
相形之下，《女神》一书乍看上去要朴实无华得多。它在篇幅上算不得什么鸿篇巨制；它的语言如话家常，刻意避免深邃古奥的文风；在二十世纪后期以降女性主义文学、社会性别史研究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这部作品的主题在其中译本问世之时似乎已显得不再新鲜。然而在我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女神》的主题与个别观点、见解必然已丧失其问世之初的学术前沿性，这部名著在今天仍是古典女性史研究领域一部当之无愧、并未过时的经典。维系《女神》名著地位的奥秘，在于它在文化史、学术史领域难以复制的衔接性：它是西方古典学术史一座无法绕过去的桥。为了观察西方古典学术史从固守象牙塔到面向现实生活的转变，为了把握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法学、心理学、神话学等学科在古典女性研究这一具体领域的交集，或许也为了探索一种面向大众的古典学术研究的语言风格的可能性，我们都必须首先走入《女神》所呈现的古典世界。这种衔接传统与革新、精英与大众，贯通原本泾渭分明的诸学科的特质，正是《女神》这部作品超越自身记述内容的经典性的集中体现。
古典传统与女性主义
二十世纪初，一位研究生陈述了关于撰写希腊罗马女性史毕业论文的设想，古典学教授听完后严肃地评论道：“不幸的是，女性在古典时代扮演的角色确实不够重要。”从当代学术眼光来看，这句评论在两个方面都犯下了严重错误。它首先是片面的，因为女性虽在古希腊罗马政治生活中总的来说处于边缘地位（但在希腊化-罗马时代也存在着诸多例外），但她们在社会经济领域与家庭生活中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点已被包括《女神》在内的大量古典女性史作品出示、分析的原始史料证实。与此同时，这一表述在逻辑上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便在由男性主导的政治军事领域，同时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与文化形象，仍是我们理解希腊罗马时代政治军事史中各项制度、事件时必须要有所了解的。因为只到过伦敦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伦敦，不懂得女性史及女性历史贡献的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曾经由男性主导的文明史。
到了《女神》中译本问世的今天，学术界、文化界的舆论已较百年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由波默罗伊等学者开启的古典女性史研究传统已经发展壮大，成为西方古典学领域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显学”之一；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已不仅仅满足于以女性史为曾经被遗忘的女性发声这一目的，而是进一步走向了对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关注，创作了一批内容更为复杂、更富争议的相关学术、文学与影视作品。在这样一个走向多元化、充满革新色彩与不确定性的时代，也许我们更有理由去严肃认真地回望这场古典学传统变革的起点，也就是萨拉·波默罗伊与自己的学生们在没有多少相关高质量专著、论文、资料汇编与成熟理论指导的条件下，在讲授古典时代女性社会生活史的课堂上热烈讨论、彼此质疑，将最初的粗糙讲义一点点充实、完善成《女神》这部精彩著作的那个年代。
对于忽视甚至轻视女性的古典学守旧传统，波默罗伊的批判是自觉的且相当彻底的。在初版序言中，她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当时的希腊化—罗马经济社会史权威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zeff）经由“对女性的彻底无视”而得出的“若干荒谬结论”。她广征博引，利用了雅典广场周边的墓葬考古成果、希腊化时代的女诗人作品残篇、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创作的“女诫”文学、托勒密王朝治下埃及地区的婚约纸草史料等新颖史料，为当时略显单调沉闷的古典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柳暗花明的新天地，显著拓展了古希腊罗马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广度。在广受好评的《女神》的影响与启示下，古典学界很快涌现了一批以古希腊罗马女性生活为主要或次要关注对象的专著、论文与工具书。二十年后，当《女神》于英文世界再版之际，书末附录中自1975年以来的古典女性史精选著作书目已经蔚为大观。
然而，《女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史学作品。波默罗伊创作这部作品的基本目的，在于如实还原古典时代女性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在书中的若干段落里，她对同时期颇为流行的女性主义史观做出了清醒的甚至略带悲观与保守色彩的修正。若干女权论者强调，母权制曾广泛存在于古风时代，因而女性在历史时期的被动从属、受压迫的地位并不具备必然性，针对这一观点，波默罗伊在严肃分析了伊文思关于克诺索斯遗址的考古报告以及古风时代的大量个案后指出，母权制时代的普遍存在目前还无法得到考古材料的明确支持。也有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对《希波吕托斯》《美狄亚》中的若干段落断章取义，进而将欧里庇得斯树立为厌女者和激烈批判对象，波默罗伊则列举了另一些剧作中作者同情、关切弱势女性角色的细节，为欧里庇得斯进行了辩护。与部分西方女性主义作品强烈的论战特征不同的是，身为女性的波默罗伊在叙述、评价古希腊女性史时，难能可贵地展示了自己作为一名严肃古典学家与公允历史学家所具备的理性精神与客观立场。尽管那是人类历史上较为典型的一个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她还是在全书后记中强调：“同希腊罗马世界的男性进行论战，写就一篇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女性辩护的小册子，并非合乎一名历史学家身份的任务。”“为了保持本书的立论公允，我们也有必要为古典时代的男性说几句公道话。就我们所知的情况而言，希腊人是最早反思、质疑过女性社会角色的族群。而在当时或晚得多的时代里，这种现象都没有发生在其他社会当中。”波默罗伊在《女神》一书中展示的、自身作为历史学家所具备的公正立场与严谨态度，理应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思考和书写古典女性史与社会性别史时应继承的精神财富。
丹青难写是精神？
在若干章节中保持中立、冷峻甚至悲观主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波默罗伊在创作《女神》时缺乏必要的关切与热情。认真通读全书后，读者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对相关史料与理论竭泽而渔、试图全方位复原古典时代女性生活图景的宏伟抱负与执着精神。因此，与同样出自（或部分出自）波默罗伊之手的另外两部名著相比，《女神》一书其实存在着一点根本区别：它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综合性特点。在《色诺芬〈家政论〉注疏》细致入微的古希腊语字句辨析中，我们看到的是古典学家波默罗伊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底；在《古代希腊：一部政治、社会与文化史》要言不烦的严谨措辞中，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学家波默罗伊精益求精的治史态度。《女神》则既是一部经典社会文化史名著，同时又不仅仅是史学作品——为了在相关史料与高质量学术成果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地还原古典女性生活的真实状态，波默罗伊精心引入了文学、美学、神话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诸多元素，分析了若干传统意义上根本无法在古典史学框架下得到有效讨论的主题。这些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使作者突破残缺、冰冷的现存史料的局限，生动重构了古典时代女性的精神面貌，以及同时代男性知识精英的宗教与世俗女性观。
公元200年左右，一尊缪斯雕像。
在全书开宗明义的首章中，波默罗伊便采用了与现代英语学界古希腊通史撰述体系奠基者乔治·格罗特（GeorgeGrote）完全不同的写法。为了确保史学作品的纯粹性，格罗特旗帜鲜明地将公元前776年——奥林匹亚赛会纪年方式的元年——之前的神话传说排除在信史的范畴之外；而为了填补女性观念史的早期空白，波默罗伊则态度坚决地让希腊神话回归到古典女性史研究者的视线之内。神话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观念当然难以坐实或考证；但从实质主义的视角看，神话所反映的精神也有可能代表着一种比信史、铭文记载的若干琐碎史实更深刻的真实。波默罗伊在《女神》中写道：“个性全面发展的女性容易引起缺乏安全感的男性的焦虑。从古到今，无法与集众多天赋于一身的女性共处的男子们将女性设想为‘或此或彼’的不同角色。作为其焦虑的必然结果，男性们认为童贞少女们是有益的；赫拉那样的性成熟女子则是邪恶的和具有毁灭性的。现代女性仍在为三者必择其一的选择而苦恼：她们要么成为雅典娜——聪慧但缺乏性魅力的职业女性，要么就成为阿佛洛狄忒——轻佻的性工具，抑或是赫拉那样受人尊敬的妻子与母亲。这一事实表明，几位希腊女神仍是当今女性生活方式的原型。倘若将几位主要女神的特征结合在一起，那么一个具备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形象——一位足以同宙斯或阿波罗分庭抗礼的女神——就会出现。”这段富于哲理的反思牺牲了常规史学作品“论从史出”的权威性，却赋予了《女神》以其他历史著作中难得一见的思想批判性与强烈的现实关怀色彩。
在集中讨论希腊古典时代悲喜剧与乌托邦文学的第六章中，波默罗伊对社会学家菲利普·斯拉特（PhilipSlater）心理分析方法的介绍与批判，同样给习惯于史学研究套路的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在全书末章里，作者又大胆触及了在古代地中海社会文化史上极其重要，却因史料匮乏而难以充分讨论的女性史主题——伊西斯女神崇拜在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境内的传播与影响。在本章结尾处，史学家波默罗伊用“离经叛道”的笔触遐想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男性对此类崇拜的皈依。伊西多尔的颂诗和《金驴记》的结尾告诉我们，男性同母神形象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确的。就心理层面而言，对伊西斯女神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对纯粹的母神保护的渴求实为一种本能的冲动。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社会背景是否孕育出过任何关于男女平等的现实观念——对女神的崇拜并未改善其女性崇拜者的处境，也没有提升凡俗女性在男性崇拜者眼中的地位。
伊西斯在这方面有别于其他母神。她确实代表着女性应当享有平等地位的观念。后人禁不住要陷入遐想：倘若伊西斯的宗教最终获得了胜利，那么接下来的西方妇女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众所周知，在严格遵循归纳法和实证原则的史学世界里，通常是没有“如果”的位置的。然而，萨拉·波默罗伊分析伊西斯崇拜的生动案例，其实已经向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充分探索社会生活史中未被残缺不全的现存史料所印证、未被后世的真实历史发展趋势所兑现的种种潜在可能性，历史研究真的可以排斥种种关于“如果”的严肃学术思考吗？
《女神、娼妓、妻子与女奴：西方古典时代女性的社会生活》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革、文化思潮与作者萨拉·波默罗伊的个人才华共同造就的一部学术经典。问世五十年来，随着西方古典学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与古典时代女性史、社会性别史等分支的蓬勃发展，《女神》一书的若干章节在知识前沿性方面显然已经过时。但维系这部作品在学术史上经典地位的基础，是《女神》将古典传统与现实关怀、史学规范与跨学科精神融合于古典女性社会生活研究的鲜明特质。或许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女神》的成功写作经验也会成为衔接象牙塔式学术与大众史学的一道桥梁。从表达效果来看，波默罗伊在《女神》中使用的这种深入浅出、兼具学术严肃性与大众通俗性的语言和写作方式无疑获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部享有持久影响力的英文名著出版了中译本，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独特性能够在探索古典学（从前的“贵族之学”）与大众史学的结合这方面，为东西方史学工作者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