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要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说要上个厕所，但谁也没有料到，此去竟然不复返，他用一块木板逃生了。 范纪曼从不是单纯的国民党少将，这个顶着将官头衔的男人，是潜伏在敌人心脏十九年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的上海，解放的曙光已然浮现，国民党政权的溃败让他们在城内大肆搜捕地下党员，范纪曼的暴露，源于叛徒沈寒涛的出卖，一本记录着地下党代号的笔记本，让特务顺藤摸瓜锁定了这个身居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代理专员之位的红色特工。 被捕后的范纪曼立刻被押至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特务们知道抓到了大鱼，用尽手段逼供，烙铁烫得皮肉嘶嘶作响，辣椒水灌得人窒息，电刑一次次让他昏死过去，冷水泼醒后又是新一轮折磨。 他深知自己手中攥着华东地区地下情报网的核心机密，一旦松口，无数战友的性命都会岌岌可危，这份信念支撑着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厉声斥责这是无端的政治陷害，从始至终没吐露半个字。 特务们从最初的愤怒到后来的无奈，眼看上海战局愈发不利，只能向上级上报“宜速决”的处决指令，一张死刑判决书，就这样摆在了范纪曼面前。 狱友悄悄告诉他，他的名字旁被画了红圈，那是看守所里“有去无回”的标志，可经历过北伐战火、多年地下工作的范纪曼，没有半分慌乱，只是借着放风的机会，将看守所的每一处细节都默默记在心里。 看守所的看管看似严密，却因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显得人心涣散，士兵们大多无心戒备，这让范纪曼捕捉到了求生的机会。他留意到厕所旁的围墙年久失修，不仅比别处低矮，墙面还有多处凹陷，墙外就是直通码头的小巷，墙角还随意堆着几块废弃的木板，这处漏洞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为了麻痹看守，他故意装作腹痛难忍，频繁要求去厕所，起初看守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连他的一举一动都紧盯着，几次下来见他只是正常方便，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渐渐就放松了警惕，到后来甚至只是不耐烦地挥手，让他早去早回。 这份漫不经心的松懈，让范纪曼确定了逃生的时机，他算准了行刑前凌晨的换岗间隙，那是看守注意力最不集中的时刻，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行刑前的凌晨，看守所里一片死寂，只有换岗士兵的脚步声在走廊回荡，范纪曼抓住两人交接的短暂空隙，迅速起身走向厕所，顺手从墙角搬起一块木板。他快速来到围墙边，将木板斜搭在墙面的凹陷处，踩着湿滑的木板向上攀爬，酷刑带来的伤口被拉扯着，钻心的疼顺着四肢蔓延，脚下一滑，木板直接滑落，重重砸在地上。 他屏住呼吸贴在墙根，确认声音没有惊动看守，才再次发力，凭着黄埔军校练就的身手，抓着木板的边缘奋力向上，终于翻过了围墙，落地后顾不上脚底的碎石和划伤，一路朝着码头的方向狂奔，赤脚跑了二十里路，直到混入码头早市的人群中，才稍稍松了口气。 这场看似偶然的逃生，实则是他冷静观察、周密谋划的结果，更是国民党政权内部溃烂的必然，一个失了民心、没了斗志的政权，再严密的看守，也挡不住坚定的信仰。 逃出看守所的范纪曼没有远走他乡，他知道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还需要军统内部的核心情报，于是悄悄藏匿在民盟盟员的家中，继续为组织工作。 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台北、上海等地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名单、联络方式一一默写出来，这些信息被迅速送到党组织手中，为后续的特务清剿工作扫清了巨大障碍。 在此之前的十九年潜伏生涯里，他早已为革命立下无数功劳，从辽沈战役廖耀湘兵团的调动指令，到平津战役陈长捷的决堤密令，他将一份份关键情报送回党组织，一次次扭转着战场的局势； 他还曾冒着风险从提篮桥监狱救出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也曾在日军梅机关潜伏，为抗日前线输送日军的军事部署情报。顶着国民党少将的头衔，身处敌人的核心圈层，他始终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把生死置之度外。 上海解放后，范纪曼回归到教育领域工作，却因特殊的潜伏经历、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后来的日子里遭遇了诸多误解，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时光。但他从未放弃过恢复党籍的心愿，从壮年等到白头，一次次提交申请书，诉说自己的革命经历。 1984年，时隔五十八年，范纪曼终于等到了恢复党籍的批复，看着那本红彤彤的党证，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这个面对死刑都面不改色的硬汉，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终于回家的孩子。 他的一生，五次被敌人逮捕入狱，受尽酷刑却从未背叛，潜伏十九年从未动摇，哪怕遭遇误解，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直到1990年逝世，他的墓碑上没有刻下那些惊心动魄的头衔，却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革命历程。 范纪曼的一生，是无数红色特工的缩影，他们隐姓埋名，深入虎穴，凭着坚定的信仰在黑暗中前行，哪怕身陷绝境，也始终守着对党的忠诚，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铺路。那些在潜伏中熬过的日夜，在酷刑下坚守的时刻，都化作了照亮解放道路的光，这样的信仰与坚守，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