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便决定回家休养，正在收拾东西时，江宁府一个小吏突然来了！ 小吏来了，带来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反应，他大概率是挥挥手：“知道了，别烦我。” 他真的累了。 退隐后的王安石，在江宁东门外的钟山半山腰买地盖了所房子，取名“半山园”。 这地儿有多简陋？《续建康志》里说，也就“仅蔽风雨”，连个围墙都没有。有人劝他筑墙防盗，他摆摆手。这老头现在只想做个普通人。 搁以前，他可是朝堂上说一不二的人物。推行新法那几年，他像头犟牛似的往前冲，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桩桩件件都是想让国家富起来、强起来。 可架不住反对的人太多，朝堂上吵得鸡飞狗跳，司马光、苏轼这些文坛大佬轮番跟他掰扯，地方官执行新法时又层层走样，好经念成了歪经，百姓抱怨声不断。 他一心想干事，却被骂成“拗相公”，连家里人都不理解，儿子王雱早逝，妻子也劝他少操心，这份心力交瘁，只有他自己知道。 小吏带来的消息，后来有人私下传开，说是朝廷里又吵翻了天，有人想废除新法，有人想请他回去主持大局，甚至还有人弹劾他“误国误民”。 可王安石听完只当耳旁风，那会儿他正蹲在院子里翻地，准备种点青菜萝卜。 小吏站在旁边，看着这位前宰相裤腿沾满泥土，头发乱糟糟的，连帽子都没戴，实在没法把他和当年那个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王安石联系起来。 半山园里没什么像样的摆设，一张旧木桌，竹椅，墙角堆着锄头镰刀。 王安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要么扛着锄头去地里忙活，要么拄着拐杖去钟山散步，遇到砍柴的樵夫、种地的老农，就停下来聊几句，问问收成怎么样，日子过得舒心不舒心。 有一次，几个文人慕名来拜访，看到他穿着粗麻布衣裳，踩着草鞋，正蹲在井边洗衣服，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以为王安石是故作清高，私下里议论纷纷，可王安石压根不在意，还留他们吃了顿糙米饭，就着自己种的青菜，吃得津津有味。 旁人看他这样，都说他傻，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要过苦日子。可只有王安石自己清楚，他不是傻，是看透了。 当了那么多年官，见惯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了推行新法，他得罪了多少人，受了多少委屈，到最后却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 现在这样多好，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为朝堂琐事烦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反而活得踏实自在。 他偶尔也会想起当年的变法，想起那些通宵达旦拟定法令的日子，想起那些支持他的官员，心里难免有些怅然。 可他从不后悔，他知道自己的初衷是好的，只是时运不济，阻力太大。 封建时代的改革，从来都是难如登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哪怕你一心为国，也难免会被排挤、被攻击。 王安石的退隐，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既然无力改变，不如守住自己的本心，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有一次，苏轼路过江宁，特意去半山园拜访他。两人曾经是朝堂上的对手，吵得面红耳赤，可此刻相见，却像老朋友一样，在院子里煮茶聊天，聊钟山的风景，聊种地的趣事，再也不提朝堂上的纷争。 苏轼看着眼前这个淡泊名利的王安石，心里满是敬佩，后来在诗里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用自己的晚年生活，告诉世人，真正的智慧不是执着于功名利禄，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下。 他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哪怕遍体鳞伤也不退缩；退隐后，他又能安于清贫，享受平凡生活的乐趣。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态度，远比那些追名逐利的官员高尚得多。 相关史料可参考《宋史·王安石传》（元·脱脱等撰）、《续建康志》（宋·周应合撰）及《王文公文集》等文献记载。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