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向我国付了一半定金，购买了24架歼6战斗机，哪知道，战斗机交货后，索马里却拒绝付尾款。中国代表十分气愤，6次去追债都没有追回来，最后，一个小伙子想了一个妙招追回了货款。 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大约于1919年出生在埃塞俄比亚希拉博镇，靠近当时的意大利索马里兰边境，他来自一个游牧家庭，属于达罗德氏族的马雷汉分支，早年家庭生活贫困，父亲和兄长在部落冲突中遇害，这种背景让他从小适应艰苦环境。他在卢克镇接受基础教育，后来在摩加迪沙完成中学学习，1941年加入索马里警察部队，从底层巡逻兵做起，通过持续努力逐步升迁，到1950年成为首席巡视员。那一年，他前往意大利军事学院接受训练，学习战术和指挥知识。1960年索马里独立后，警察部队转为国家军队，他随之进入军中，继续积累军阶，1965年出任军队总司令，1966年晋升少将。1969年10月21日，他领导一场无流血政变，推翻民选政权，自任总统。此后，他推行多项改革，推动教育普及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医院和公路，旨在将索马里从农业落后状态转向现代化。他与苏联建立密切联系，接收武器和顾问援助，军队实力得到增强。1977年，他下令入侵埃塞俄比亚，试图占领奥加登地区，但遭遇失败，苏联撤回支持，转而援助埃塞俄比亚。失去苏联援助后，他转向西方求助，但因其专权作风，援助有限，于是开始接触中国，寻求新伙伴，以维持国家发展和军力。 西亚德执政初期，索马里经济依赖畜牧业和农业，缺乏工业基础，他推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试图摆脱西方影响，但内部部落矛盾和外部压力使国家发展受阻。在与苏联合作期间，索马里军队获得米格战机和坦克等装备，但1977年奥加登战争暴露了空军薄弱环节，战争中索马里损失大量飞机，原有苏联米格战机老化严重，无法对抗埃塞俄比亚的空军力量。战后，西亚德需要快速补充军备，以巩固政权和防范邻国威胁。中国歼6战斗机成为选项，这种飞机是基于米格19的出口型号，速度快、机动性好，适合发展中国家使用，价格相对低廉。1979年，索马里与中国达成协议，购买24架歼6，总价3300万美元，先支付一半定金，余款在交货时结算。这一交易符合中国当时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策略，帮助索马里提升空军实力，同时打开了中国军售市场。中国工厂加速生产，1980年9月提前半年将飞机运抵摩加迪沙。 索马里接收飞机后，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支付1650万美元尾款，这一拖欠源于战后经济衰退和财政短缺，国家外汇储备不足，无法及时结算。中国代表团先后六次前往索马里催款，每次都面临官员的推诿，如声称财政紧张或文件不齐全。这些谈判过程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信用风险，中国航空技术公司感受到压力，因为这笔款项涉及企业运营和国家信誉。公司内部组建小组，分析各种追债方案，但传统方式如外交施压或法律诉讼在当时环境下效果有限。1981年春季，一位年轻外交官李明提出新思路，他研究索马里地理，发现该国海岸线超过3000公里，渔业资源丰富，包括金枪鱼和龙虾等高价值品种。这些资源尚未充分开发，能产生可观收益。李明建议以海洋资源抵债，允许中国渔船在索马里海域作业10年，捕捞所得直接抵扣欠款。这一方案经过计算，渔业收益足以覆盖债务。中国代表重启谈判，索马里官员认可这一互利方式，1981年签署协议，中国渔船开始作业，债务逐步清偿。 这一债务解决方式体现了外交中的灵活性，中国通过资源交换避免了资金损失，同时开拓了渔业合作领域。索马里渔业资源潜力巨大，年捕捞量可达数十万吨，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不足，实际产量有限。中国技术团队协助开发，帮助索马里改善捕鱼设备和加工能力。这一协议不仅偿还了歼6尾款，还促进了双边贸易，中国出口渔业工具和培训专家，索马里获得技术转移。类似资源抵债模式后来在其他国际交易中应用，如用石油或矿产偿还贷款，显示出经济外交的实用价值。在1980年代，中国对非洲援助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和医院建设，这些合作增强了索马里民生水平，但也面临当地政治不稳的风险。西亚德的政权依赖军力维持，但部落分裂和经济问题逐渐积累，导致内部不满加剧。 债务解决后，中索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提供多项援助，包括修建南北公路，这条公路连接摩加迪沙与北部地区，改善了交通物流。中国派遣农业专家指导灌溉技术，帮助索马里农民应对干旱，提高农作物产量。医疗队开展工作，提供药品和培训当地医生，缓解了卫生资源短缺。教育交流展开，索马里学生赴中国学习工程和农业知识，这些项目提升了索马里人力资源。两国合作活跃，涵盖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但索马里内部矛盾逐步激化，西雅德的专权作风引发反对，部落武装力量崛起。1991年，反对派叛军推进摩加迪沙，他被迫逃亡，先抵达肯尼亚边境，但仅停留两周，便转往尼日利亚。在拉各斯，他居住在临时住所，健康状况恶化。1995年1月2日，他突发心脏病发作，在送医途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