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迈向发达国家，必须向日本和韩国学习，先成为消费大国。” 在天津论坛会上，经济学家金刻羽曾急切呼吁推动全民消费，并以日韩为榜样。她指出，尽管我们科技实力强、人工智能发展快，但仅靠生产和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富裕，只有像日韩那样依靠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成功。 金刻羽的学术背景确实亮眼，哈佛博士加港科大教授的头衔，让她的发言自带光环。但仔细琢磨她的理论，会发现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她提出的“市长经济”理论，把中国经济模式简化为“地方政府竞争GDP”，却被云南大学学者直指过于片面。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哪是“市长竞争”四个字能概括的？文化传统、人口结构这些深层因素，她在理论里几乎没提及，这种叙事化的经济学观点，缺乏系统实证支撑。 更关键的是，她张口闭口让中国学日韩，却似乎没吃透两国消费转型的本质，更忽略了中日韩三国的核心差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消费转型是泡沫经济破裂后的被动调整，而中国现在是主动寻求高质量发展，起点完全不同。 野村证券的报告早就指出，中国有四大独特变量是日本没有的。我们的即时零售年增速超20%，半小时送货上门的便利度，日本至今靠线下便利店根本比不了。Z世代消费分化严重，有人拼多多买日用品，却愿意为球鞋、虚拟偶像花大价钱，这种多元需求，和日本“团块次代”全域谨慎的消费观完全不是一回事。 金刻羽也提过要完善社保、提高收入，但这些建议太空泛，没触及中国内需不足的核心症结。求是网明确分析过，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2024年城乡收入比还高达2.34倍。 低收入群体不敢消费，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稳定，中间的中产还被高房价拖累，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简单喊“学日韩”就能解决的。她建议把消费纳入地方考核，可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基建和卖地拉动GDP，财政压力摆在那，怎么可能轻易转向？ 她的研究再高深，脱离了中国家庭“多代际共居”的消费场景，忽略了房地产调整对内需的冲击，结论就容易飘在半空。日韩消费崛起的前提是收入倍增、社保兜底，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发展阶段转变、收入分配失衡等多重难题，这些都需要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不是照搬模式就能奏效的。 金刻羽作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能关注到消费对发展的重要性值得肯定，但她的观点明显带着西方学术框架的局限，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不够深入。这种“一刀切”的借鉴建议，要是真照做，很可能水土不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