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中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别看现在油气合作热火朝天，一旦俄乌战争结束，普京转身就把能源卖回欧洲，我们怎么办？ 先看一组权威数据，2024 年俄罗斯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对华原油进口量达到 1.0847 亿吨，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9.6%。 西伯利亚力量东线管道年输气 310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对华出口也达到 860 万吨，双方的长协协议、管道基建、结算体系都在稳步推进，这份合作体量放在全球能源格局中都举足轻重。 而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已经断崖式下跌，欧盟官方数据显示，2024 年俄气在欧盟天然气进口中的占比从战前的 45% 骤降至 19%，出口量只剩战前的三成左右。 欧洲已经用美国 LNG、中东气源、本土可再生能源完成了初步替代，还出台了 2027 年底全面停止进口俄气的规划，这是俄罗斯不得不向东转向的现实背景。 但我们不能忽略，欧洲始终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传统核心市场，地缘政治的修复从来都有弹性，一旦俄乌战争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政治关系出现缓和，欧盟内部的能源成本压力、俄罗斯的出口收益诉求，很可能推动双方重新对接能源贸易。 更关键的是，能源贸易的切换成本远低于政治信任的重建成本，俄罗斯现有的输欧管道基础设施大多完好，只要解除制裁、重启协议，短时间内就能恢复大规模供气。 相比之下，中俄跨境管道的建设周期长、投资大，新增运力需要数年时间落地，一旦俄罗斯把优先供应权转回欧洲，我们当前锁定的部分气源可能面临减量、延迟甚至调价的风险。 对于工业生产、民生供暖、电力供应高度依赖天然气的中国来说，这种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容小觑。 有人会说，中俄签署了长期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不能单方面违约，这话没错，商业协议确实有法律约束和违约赔偿条款，但国际政治冲突中，协议效力往往会让位于国家战略利益，历史上多次能源危机都出现过长协暂停执行的案例。 而且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策略向来灵活，即便不终止对华合作，也可能通过减少对华现货供应、提高出口价格、调整 LNG 船期等方式，向欧洲倾斜资源，我们看似稳固的合作底盘，实则存在可被调整的弹性空间。 面对这种潜在风险，我们并非无计可施，反而要把最坏的打算转化为最实的行动，第一步就是持续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这也是我国多年来坚守的能源安全战略。 目前中国已经构建起覆盖中东、南美、非洲、中亚的多元原油供应体系，2025 年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稳步增长，对俄原油进口占比出现小幅回落，正是优化供应结构的体现。 从马来西亚、巴西、安哥拉等国的原油进口量持续攀升，中东传统产油国依然是我们的稳定供应方，多渠道并进能有效稀释单一国家供应波动带来的影响。 第二步是加快国内能源自给能力建设，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短期内难以改变，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全球领先。 光伏、风电装机容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核电项目稳步推进，田湾核电站等中俄核能合作项目也在为能源供应添砖加瓦。 同时煤炭清洁利用、页岩气勘探开发、氢能储能技术攻关不断突破，国内能源产能的提升，能从根本上降低对外依存度。 能源安全是国家发展的生命线，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合作，只有与时俱进的布局。 眼下中俄能源合作的红利我们要牢牢抓住，但潜在的风险漏洞更要及时补上，做好气源替代、产能提升、储备加固的全方位准备。 即便未来俄罗斯能源出口策略出现调整，我们也能凭借多元稳定的能源体系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