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苏联打算引进一批中国农民。没过多久后，有村庄忽然发现一条标语：别去，苏联男少女多，1人必须配10个媳妇！ 事情的源头，其实是一次“酒桌外交”。 1954年10月，那是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大庆。赫鲁晓夫亲自带队，领着布尔加宁、米高扬这些苏联高层大员来了北京。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赫鲁晓夫大概是喝高兴了，看着中国这边人丁兴旺，再想想自己那边西伯利亚荒无人烟，脑瓜子一热，突然抛出一个提议：“苏联地广人稀，西伯利亚那么多资源没人开发；中国人口多，能不能派个一百万劳工过去？帮我们伐木、盖房，既解决了你们的就业，也能帮我们搞建设，双赢啊！” 毛主席当时的反应很有意思，他先是沉默，然后甚至有点不高兴。为啥？因为在咱们中国人的骨子里，这听着像旧社会的“卖猪仔”，像清朝时候华工下南洋、去美国修铁路，那是受欺负的象征。毛主席当时就回了一句挺硬的话，大意是虽然我们穷，但如果你把我们看成廉价劳动力的来源，那是侮辱人。 但这事儿后来怎么又成了呢？ 因为咱们后来一琢磨，这事儿虽然听着别扭，但实惠是真的。那时候国家穷，缺外汇，缺技术。派工人过去，既能学苏联的先进技术，又能挣回宝贵的外汇，还是支援社会主义阵营，这就上升到了“国际主义义务”的高度。于是，双方后来坐下来签了字，定了调子：虽然没把“一百万”写进合同，但口头上答应了，先按这个目标走，第一批先搞个几万人试试。 合同待遇写得是真不错：最低工资439卢布，每个月能往家里寄40卢布，路费苏联全包。 甚至为了打消顾虑，中央还专门编了《复苏联工人训练教材》。 可这政策一下到基层，画风就变了。 这就得说到那个“1人配10个媳妇”了。这传言虽然夸张，但它对应的苏联人口危机，那是铁一般的事实，甚至比传言还要惨烈。 二战打完，苏联赢是赢了，但那是惨胜。1945年胜利的时候，苏联高层看着人口数据是想哭都哭不出来。2700万苏联男性在战争中消失了。 194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苏联女性比男性多出了整整2200万人，这个差额，相当于当时整个波兰的人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政府当时急得也是没招了，甚至出台了一些在那时候看来挺“毁三观”的政策。 据内务部统计，光是记录在案的“跨国违规恋情”就有3万多起。最后苏联高层一算账，反正国家缺男人，缺劳动力，干脆放开了！只要战俘愿意入籍、信东正教，经过审查就能结婚。 生了孩子，国家还给发钱，生多了还能拿“英雄母亲”的勋章。 这对于当时刚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过来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背井离乡去一个陌生、寒冷、还没男人的国家，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一种未知的恐惧。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官方宣传待遇优厚，但实际报名的情况并不如预期那么火爆。 然而，就在中国这边费尽口舌动员，第一批人准备出发的时候，苏联那边却突然踩了刹车。 这个急刹车，来自于1955年4月赫鲁晓夫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里客客气气地说，苏联内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腾出来不少劳动力，所以大规模引进中国工人的计划先放一放，咱们改成“小规模试点”。 刚才咱们还说苏联缺男人缺得都要招日本战俘做女婿了，怎么突然又不缺人了？ 赫鲁晓夫这个人，性格冲动，但搞政治绝对精明。他1954年提议要一百万中国人，是一时兴起；等回去冷静下来，尤其是听到下面的汇报，他开始后怕了。 怕“鸠占鹊巢”。 当时苏联高层，像米高扬、尤金这些人，早就看出了问题。米高扬就私下嘀咕：“苏联本来就女多男少，你这呼啦啦弄一百万中国青壮年男人进西伯利亚，不出几年，这些人和苏联姑娘一结婚，西伯利亚到底是谁的西伯利亚？” 尤金大使更是引用了一句中国老话给赫鲁晓夫提了个醒：“请神容易送神难。” 于是，那个宏伟的“百万移民计划”，就在这一封信之后，迅速缩水。 原本计划的第一批八万人，直接砍成了零头。最后真正成行的，是1955年5月从河北出发的1000人，和1956年走的第二批1000人。总共加起来，只有2000人。 这两千人到了苏联，待遇倒是真没得说。苏联人搞欢迎仪式，带他们看电影、逛公园，住的是两层楼的宿舍，窗明几净，阅览室里甚至还贴心地放着《人民日报》。 在那短暂的几年里，这两千名中国工人确实展现了咱们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伐木，在工地上搞建设，干活卖力，又不惹事。当地的苏联企业经理喜欢得不得了，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打算让这批人回去了，得想办法让他们都在这儿结婚。” 到了1957年，中苏关系虽然表面还行，但裂痕已经开始出现。中国这边也很敏锐，经过陈云、邓小平同志批示，咱们主动向苏联提出，今年的劳工就不派了。苏联那边顺水推舟，立马同意。赫鲁晓夫估计在克里姆林宫里长出了一口气。 等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爆发，两国关系彻底恶化。除了极少数因为真的在当地结婚生子、落地生根的，绝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撤回了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