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韩复榘被蒋介石诱杀。他15岁的二儿子韩子华意难平。后来，韩子华说，蒋介石给父亲定的十条罪状，一条都不成立。 一九三八年春天，先是开封传出“被扣”的消息，不久武昌便有噩耗。 那份公文上写着“不遵命令，擅自撤退”，下面排着十条罪状，红印按得密密实实。很多年以后，白发的韩子华翻着档案，只摇头，说纸上的那个韩复榘，他不认识。 在外人眼里，父亲是从兵营里杀出来的大员。 直隶霸县出身，一九一〇年进冯玉祥部当兵，打着打着，当过路军总司令、军长，又做河南、山东两省的主席。 抗战爆发后，他挂上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最后却倒在自己人刀下，被写进“丢了山东”的史页。 在家里，他更像一个永远板着脸的家长。 省府大院里，仆役不准叫“老爷”“少爷”，三个儿子只许按学籍叫“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 有个下人习惯了旧称呼，随口喊了句“二爷”，当场挨一句“你就那么爱当孙子”，从此院里只有“二先生”。 孩子的穿着也有一套规矩。 黑布制服、黑马裤，膝盖先打补丁，布鞋头上钉皮，新袜子必须补底。大人抽烟喝酒，孩子连火柴、酒壶都不能碰，路过客厅，看见他跟客人打牌，只能低头快走。 嘴里一天到晚念叨“坏毛病别学”，说多了，屋子里总带着股紧绷的味道。 钱和房子上，他也有自己的拧劲。 在河南、山东做主席，他一直住公房。妻子劝买房，他摆手，说“买了迟早也是人家的”。 可北平、青岛各有一所别人送的，南京又盖了一座“韩公馆”，冯玉祥一家住到南京沦陷，房子被炮火打烂，韩家人一次也没在那屋檐下睡过。 读书这件事，他也按自己的规矩来。 孩子不上小学，先在家里跟老师念书，到年纪再送济南齐鲁中学。教经学的是前清举人桂保，大家叫他桂老夫子，照老私塾的章程，四书五经轮着背，《诗经》《春秋左传》细讲。 韩复榘对《左传》格外上心，有一阵干脆把课堂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叼着烟在一旁听，哪句不合意就随口插话。 算术、白话文和写字由秘书王一箴教，师范出身，手里常捏着戒尺，谁不用功就先打手心。 写字那块，韩复榘亲自盯，每天几篇大字、几页小楷，完不成就罚跪。 有一次“远”字写错成两个捺，他当场发火，直骂老师误人子弟。英语老师陆鼎吉，陆探花之后，在美国读过书，在省府当英文秘书兼翻译，说话有点骄，却把外语底子教得很实，让孩子后来在齐鲁中学不怎么吃力。 武术老师叫于化行，师从孙禄堂，是孙氏太极拳第二代传人。 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还有刀枪剑棍，韩家的孩子都得练。他撰写《武当真传太极拳全书》，书名和序文是韩复榘亲笔。遇贵宾来访，他就爱把儿子叫出去亮一手，那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济南，蒋站在会议室看墙上的巨蝎照片，他在旁边陪着，韩子华被叫去打太极，紧张得把慢拳打成快拳，又被罚舞一套青龙偃月刀。 对日本人，他的火气更重。 日商在山东走私毒品，他下令严查，抓到一律人货押济南。日本浪人一再被领事馆保走，他干脆让侦探队夜里闯进日商洋行，把贩毒的人拉到山里活埋。 日本驻济领事西田耕一来访，他表面上按礼数接待，听对方用流利汉语提出要请几位“公子”去日本读书、吃穿全包，嘴上只说孩子还小，改日再说，等客人一走，转头就骂“小鬼子想弄人质”。 战火很快烧到他们头上。 山东省政府迁到鲁西曹县，母子下山没回济南，直接去了曹县，又随勤务部队到了河南西华县，住在展书堂家里。展书堂是韩复榘的爱将，第八十一师打过夜袭桑园和德州保卫战，人从前线回来，一见韩夫人就哭，说队伍快打光了，武器又差。 再后来，家眷在一支卫队连护送下到了舞阳县，在那里听到“在开封被扣”的消息。 没多久，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奉命前来“慰问”，敬礼，自报姓名，说是上面派来的。韩夫人让随行的人把箱子一只只打开，又拿出身边二十多支长短枪让他验收，郑洞国说这年月枪留在身边容易惹祸，干脆由自己带走。 临走前，韩夫人提了两个请求：带着孩子去汉口见韩复榘一面；身边那支卫队连愿意重回抗日前线，请求放行。郑洞国点头，说要回去请示，在职责里的事能办就办。 那一年，韩子华十四岁，就站在母亲身边，把这一幕牢牢记住。 从泰山“中天门”那次上山算起，他再没见过父亲。 一九三八年武昌的那一刀，把父亲和“十条罪状”钉在一起。公文里的“失职统帅”和记忆里的严父叠在一块，有时能对上，有时总差半寸。 他晚年那句“十条罪状一条都不成立”，听上去像在替父亲喊冤，也像在追问，当年的那张纸算不算得上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