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9日，16位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闸北宋公园被执行枪决，其中有一对国民党高官夫妻，紧握彼此的手，从容就义。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5月11日下午四时，上海闸北宋公园刑场发生惨案。 陈惕庐、王文宗、方志农、张达生、朱大同五人毅然赴死。 他们被国民党当局以“通敌叛国”、“组织非法团体”等罪名枪决。 次日，《新闻报》刊发了这则消息。 但真正引发人们长久关注与讨论的，并非新闻本身，而是随文发布的照片。 照片中，五位即将赴死者神态平静。 有人面露微笑，有人从容整理衣襟，毫无惧色，与常人想象中死囚的绝望截然不同。 这种视死如归的镇定，穿透了时光，让后世观者不禁追问：他们究竟是谁？ 为何能如此坦然面对死亡？ 这五人均与一个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地下组织有关。 该组织简称“孙盟”，由部分对蒋介石政权失望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建立。 其成立于1948年，主要发起人包括许闻天、陈惕庐等。 其核心目标是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加速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五人因参与该组织的活动被捕，并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迅速处决。 此时距上海解放仅余十六天。 五人中，陈惕庐被视为“首犯”，他的经历也最为复杂曲折。 陈惕庐，原名陈治平，江苏淮安人，早年的人生轨迹充满转折。 他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期间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家乡组织农民暴动。 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1932年他在河南被捕，后变节投靠国民党，曾在贵州等地负责党务工作。 抗战后期，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感失望，思想再度转变。 1948年，他与许闻天等人共同创建“孙盟”，重新为中共工作，致力于策反国民党军队。 被捕后，他在押赴刑场的路上高呼革命口号。 并在临刑前写下给妻子的遗书，信中既有对家庭的愧疚。 同时也表达了“为革命奋斗，此结果可谓求仁得仁”的决绝。 他的牺牲极具悲剧色彩，因其复杂的历史问题。 其烈士身份的认定后来经历了波折，一度被授予后又撤销，成为一段历史公案。 朱大同就义前仰天大笑的照片，在后来广为流传。 他出生于安徽萧县，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县委书记。 但在1934年被捕后，他的经历变得扑朔迷离，有资料显示他此后曾在日伪和国民党政权中任职。 但是，他最终因参与“孙盟”的策反活动而被捕牺牲。 1950年，他被追认为烈士，1981年经民政部复核，再次被确认为烈士。 他临刑前慷慨激昂的笑容，成为其传奇一生最震撼的注脚。 张达生也是安徽萧县人，早年曾参与革命活动。 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鲁苏豫边区总部第十八纵队副司令。 1949年初，他曾秘密前往苏北解放区联系，返回后在苏南策划地方武装起义时被捕。 他与陈惕庐关系密切，是“孙盟”中负责军事联络的重要人物。 王文宗是江苏常州人，牺牲时年仅29岁，是五人中最年轻者。 他于1946年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孙盟”。 他的故事伴随一段悲壮的爱情。 在执行任务期间，他与一位名叫葛璀瑾的女同志假扮夫妻以作掩护。 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真挚感情，并于1949年3月正式结为连理。 可是新婚仅数日，王文宗便在无锡被捕，旋即押解至上海。 他就义后，妻子葛璀瑾终身未再嫁，每年清明都前往祭奠，这段短暂而深刻的感情令人动容。 方志农，安徽歙县人，曾是南京安徽中学的教员。 他经“孙盟”创始人许闻天介绍加入组织，担任秘书工作，主要负责联络与文书。 他在教育界活动，利用身份掩护进行地下工作，最终不幸暴露被捕。 这五位身份背景各异的人，因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目标汇聚于“孙盟”。 他们的活动严重威胁到国民党岌岌可危的统治，因此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匆忙处决，意图起到震慑作用。 可是，他们坦然赴死的姿态，恰恰宣告了当局者道义与武力的破产。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他们用生命迎接的黎明终于到来，而他们却已长眠于黑暗之中。 事后，他们中的多数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回望1949年5月11日的那个下午，宋公园的枪声带走了五条生命，但照片定格了他们最后的从容。 他们的牺牲，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也是破晓时最悲壮的序曲。 他们的故事，连同那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共同构成了历史记忆中的一个特殊片段。 同时提醒后人胜利的来之不易，以及那些在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际，毅然选择燃烧自己、照亮前路的灵魂。 主要信源：（观察者网——纪念一段风雨同舟、走向解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