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艺谋在地摊上看到一部小说，买回家读完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给葛优打电话：我有个好剧本，你赶紧过来，说不定能捧个影帝回来。   1992年，浙江海盐县。这是一个不足10平米的“鸽子笼”床和书桌挤得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窗外是必须排队的公用厕所，屋内是刚刚拿下柏林金熊奖的张艺谋，和此时月薪只有400块的县文化馆创作员余华。   在那张略显寒酸的床上，铺开了整整50张百元大钞，那年头，这笔钱对余华来说，不仅是定金，简直是天文数字，就在几天前，张艺谋在地摊上随手买了一本《活着》读得彻夜未眠，认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东西，他带着现金杀到海盐，张口就是2万5千元的买断价。   余华当时大概是懵的，他偷偷打电话给老友苏童打听行情，苏童那部《妻妾成群》（后来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才卖了4000块，两相对比，2万5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余华夫妇看着那堆钞票，眼睛放光，感觉像做梦一样。   但这场交易的另一面，是张艺谋作为“产品经理”的顶级精明，剧本总预算其实有10万，他用2万5搞定原著，剩下的大头，整整7万5，全砸给了编剧芦苇做润色，他太清楚钱该花在哪个刀刃上了，同样的博弈，也发生在葛优身上。   接到张艺谋电话时，葛优正睡得迷迷糊糊，听说要演主角，他想都没想，狮子大开口报了个70万的天价，在这个人均工资几百块的年代，他以为这数字能把张艺谋吓跑，自己好接着睡回笼觉。   电话那头，张艺谋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当场拍板：“行，就这么定了”葛优彻底醒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张艺谋给制片方报的演员预算是200万，这中间130万的信息差，就是张艺谋的心理底价与葛优自我定价之间的巨大的鸿沟。   等到后来葛优知道真相，肠子都悔青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了这70万，把自己交给了福贵这个角色。   1992年的这个局，组得并不偶然，这时候的张艺谋，还没成“国师”骨子里还是那个咸阳棉纺厂的工人，葛优也没成“葛大爷”几年前还在京郊昌平养猪，是个地道的猪肉饲养员，余华在成为作家前，更是拔了整整5年的牙，看惯了张开的嘴和带血的棉球。   这三个“苦出身”凑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是惊人的，葛优不需要演福贵的落魄，他喂猪的时候就体验过了，余华不需要编造苦难，医院和县城的冷暖他看了太多。   1994年，那是电影史上的“神仙打架”之年，好莱坞拿出了《阿甘正传》和《肖申克的救赎》而在法国戛纳，张艺谋带着这群中国面孔，硬是从昆汀·塔伦蒂诺手里抢下了评审团大奖。   葛优凭借那个“从富家少爷混到只剩一头老牛”的角色，成了华人世界第一位戛纳影帝，那一刻，所有的精明算计、所有的低价买断，都化作了红毯上的高光，但命运跟这部电影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载誉归来的《活着》在国内遭遇封杀，无法公映，墙内开花墙外香，1995年它又拿下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直到今天，我们在豆瓣上点开这部电影，依然能看到那个刺眼的9.3分，这是张艺谋职业生涯的最高分，也是他被公认“最好”的一部电影。   电影里的福贵，输光了家产，送走了儿女，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陪着他在夕阳下唠叨，电影外的《活着》在胶片盒里沉默了三十多年，却在盗版碟和网络硬盘里完成了几代人的精神接力。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当年那个在海盐县小屋里数钱的青年作家，那个以为70万就是天价的北京演员，还有那个精打细算的陕西导演，联手跟时代打了一个赌。信息来源：张艺谋买下余华《活着》的版权，找葛优演男主，葛优直接要价70万，张艺谋爽快答应，后来葛优气得直跺脚—中国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