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武汉的四月天，空气里总是裹着一层洗不掉的湿冷。2004年的那个下午，这种寒意钻进了某高校办公室的骨缝里。 系领导坐在办公桌后，眼神闪躲，平日里那股严厉劲儿全没了。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绕圈子，谈学业、谈前途，甚至谈到了天气，就是不肯切入正题。 坐在他对面的朱力亚，这时候满脑子还是不久前的托福模拟题。她是个从没让父母操过心的“天之骄子”，中专破格保送，英语专业拔尖，拿奖学金，打工养活自己。在她的人生规划里，此时应该讨论的是出国深造，而不是像个犯人一样被审视。 直到老师终于把那句话从牙缝里挤出来：“你的那个外籍男友马浪，确诊了。艾滋病，晚期。” 这一刻，空气凝固了。朱力亚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否认。她太清楚校规的重量，也太明白这个病在当年的分量。她下意识地撒谎，说自己和那个巴哈马留学生没有任何越界行为，试图用“清白”来保住学籍。 但病毒不听解释，也不看学历。医院的一纸化验单，把“HIV阳性”这几个黑体字狠狠砸在了她脸上。 那个声称要去大使馆办事的男友马浪，此时手机已经成了空号。 这是一场精准的毁灭。前一秒，她还是那个在音像店偶遇外国友人、热心帮忙翻译、最终坠入爱河的自信女生。后一秒，她就成了必须要被隔离、被劝退的“瘟疫”。 回过头看2002年的那个起因，简直荒谬得令人心碎。 朱力亚不是傻子，她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省会城市立足，靠的是脑子。但她掉进了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精英盲区”。 马浪自称是医学院的学生，又是经过海关严格体检入境的留学生。这两个标签叠加在一起，在朱力亚的认知里构建了一个绝对的安全区。她懂复杂的语法，懂西方文学，却唯独不懂制度的漏洞和人性的阴暗。 因为信任对方的医学背景，因为迷信“外国人身体健康”的刻板印象，她放弃了最后一道防线。无套性行为，这个在今天看来如同在悬崖边走钢丝的举动，在当年的热恋滤镜下，竟被她视作信任的投名状。 代价来得太快，也太狠。确诊后的日子，朱力亚把自己关回了老家。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她不敢看父母的眼睛，更怕邻居的窃窃私语。 那时候的舆论环境，得了这个病就等于被判了“社会性死刑”。 按照常规剧本，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要么在沉默中消亡，要么在绝望中自我了断。但朱力亚身上那股子从中专考上大学的韧劲儿，在这个至暗时刻反而爆发了。 她发现了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实：无数像她一样的感染者，正处于一种“无知且无助”的蛮荒状态。有人被家人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有人拿着药瓶却不知道怎么吃，更多的人在等死。 既然已经被推下了悬崖，她决定在坠落的过程中试图接住别人。 她开始了一场近乎苦行僧式的救赎。没有专业的机构支持，她就自己组建帮扶小组。每天几十个求助电话，她一个个接。上百条绝望的短信，她一条条回。 最让人动容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那些纯手工的细节。 她忍着药物强烈的副作用——剧烈的呕吐、头痛、皮疹，趴在桌子上，把自己的服药反应、剂量调整、身体变化，一笔一划地记录下来。 她把这些带血带泪的经验，整理成《简易防艾手册》，去复印店印出来，再自费装订，一个个邮寄给那些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病友。 有个偏远地区的感染者被遗弃后走投无路，朱力亚不仅做心理疏导，还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给对方寄药、寄钱。 有人劝她：“你都泥菩萨过江了，还管别人干什么？” 她回答得很干脆：“因为我经历过那种绝望，我知道前面是深渊，能拦一个是一个。” 为了打破歧视，她甚至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事——公开身份。她不再遮掩，出版了《艾滋女生日记》，以此换取公众对这个群体的哪怕一点点正视。 时间走到2009年，关于朱力亚的结局，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罗生门般的岔路口。 在一种叙述里，那一年的春天，27岁的她因为严重的并发症，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永远闭上了眼睛。临终前，她还在病榻上回复求助信息，那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倔强。 而在另一种镜头记录下，同年11月，她还坐在央视《面对面》的聚光灯下，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然后转身隐入人海，不知所踪。 今天是2026年的1月，距离那个黑色的四月已经过去了近22年。 朱力亚到底是生是死，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 你看现在的高校里，防艾教育已经成了新生入学的必修课，安全套的自动售卖机出现在了宿舍楼下，年轻人谈论起自我防护不再遮遮掩掩。 这些习以为常的“常识”，是朱力亚那一批“吹哨人”，用自己破碎的人生乃至生命，为后来者换来的路标。 那个武汉女孩，用她最宝贵的青春，替所有人排除了一个致命的盲区。她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本手册或一段日记，而是一个血淋淋却又发着光的警示：在任何光环和滤镜面前，保护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主要信源：（CCTV——艾滋女生朱力亚在银川宣传对艾滋歧视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