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大汗淋漓，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     这句话像刀一样，把王桂荃割得血肉模糊，也让那个提倡新思想的梁启超，在现实面前露出了真面目。     时间往前推几年，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李蕙仙身子本就不好，勉强跟着丈夫漂洋过海，生活极苦，照顾一日三餐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陪嫁丫鬟王桂荃身上。她不懂什么是维新，也不知道流亡代表着什么，但只知道小姐去哪儿，她就要去哪儿。     王桂荃是四川逃荒出来的孩子，几经转卖才到了李蕙仙身边，本名“王来喜”，后来名字是梁启超亲自改的，说“来喜”太土，改成“桂荃”。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这改名不过是故事的开始。     李蕙仙婚后仅育有一子，体弱多病，之后再无所出，香火问题成了摆在梁家面前的难题。正妻权衡再三，主动做出决定，让王桂荃以家族延续的名义，承担起生育的责任。不为感情，只为家族。王桂荃没有拒绝，她早就学会了顺从。     这段关系发生后，梁启超竟然马上抽身，把责任甩的一干二净。他坚持自己的维新立场，无法让这个丫鬟获得正妻的身份，更没法让字面上的平等在家门口落实到人。桂荃肚里的孩子，在族谱上只能记在李蕙仙名下，而她这个亲生母亲，也只能被人唤作“王姑娘”。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王桂荃为梁家生下六个子女，加上李蕙仙的三个，共有九个孩子。他们都叫李蕙仙“娘”，她只是那个烧水煮饭、夜夜缝补的身影。     王桂荃没有进门的一天，她不被允许坐上家宴的上位，也没有资格参与教育安排，但梁家九个孩子，都是她拉扯大的。别人在看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这些名字时看到的是满纸荣光，背后操持琐碎、苦熬寒夜的身影，是不曾在照相馆留下身影的王桂荃。     1924年李蕙仙去世，梁启超依然没有给她一个身份。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这个原本被安排在边角的“丫鬟”，扛起了整个梁家。她靠针线变卖糊口，供着九个孩子继续读书。物质上捉襟见肘，她却从未让一个孩子落了学。     她不是夫人，不是母亲，只是一个没有名分的人，用实际行动守着梁家门户，成全了一个家庭的荣耀。孩子们心里都知道她是谁，私下里喊她“娘”，可在外人面前，还得叫那句“王姑娘”。     几十年后，她渐渐老去。那个动荡的年代到了，她被迫搬离北京，独自一人在破旧房屋中吃着剩饭。一张炕，一床薄被，就是她晚年的全部。八十五岁那年，她在北京郊外孤独去世。那天屋外寒风刺骨，屋内比冰窖还冷，热水都来不及烧口，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二十多年后，1995年，梁启超墓园旁种下一棵白皮松，梁家后人称它为“母亲树”。没有碑文，没有落款，一切都像她一生那样清淡、无名，但又沉重得让人说不出话。这棵树，只是她存在过的一个影子，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她的付出，没有一句被写进《新民丛报》，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梁家的家训中。梁启超留下了思想的光辉，李蕙仙留下了名门闺秀的典范，而王桂荃，只留下一段悄无声息的故事。     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庭，其实有两个母亲。一个在明处，一个藏在身后。一个有名分，一个用一生在养育孩子。梁家的九个孩子，一个都没辍学，一个个成了国家栋梁。而他们背后的支撑，不是梁启超，而是那个身份永远是那个的女人。     那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一个女人没有选择的现实。这女人没读多少书，但识得苦和熬，能扛一家人的天，也扛自己心里的雨。她是梁家的柱子，不响不动，却撑起了整个家。     她不在历史书里，但她曾是历史的一部分。 信源：《人民文摘》2013年5月版《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梁启超子女口述回忆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