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年向来是热闹的、喜庆的，除了团圆，中国的年我们更说味道。有一些地方现在还保留着宰杀年猪的传统，一到宰杀年猪的日子，就会吃杀猪饭，一大家子人一起干活热热闹闹的，那就是过年的感觉。

杀年猪不只是宰杀，它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选日子、请师傅、邀亲友、分猪肉。每一个环节都暗含着中国人与时间、与自然、与社群相处的古老智慧。

 那头猪从春天的小猪崽养到冬日，已不单是牲畜，而是一家人年景的具象——它膘厚，意味着一整年的风调雨顺；它被分享，联结起邻里间那些日常疏于表达的情谊。

北方的朋友曾说，他们家的年味开关是腊月二十三祭灶糖的甜香；南方的同事说，他们那儿是腊月廿四扫尘时扬起的阳光与尘埃。而更具体的地理坐标，则标记着更独特的符号记忆：岭南宴席上少不了的“天地壹号”苹果醋，清冽酸甜里透着广府人“清热祛火”的生活哲学；北京孩子记忆里的“北冰洋”橘子汽水，那一口甜涩气泡中，涌动着胡同里奔跑的童年。

 

这些符号如同文化密码，它们往往朴素至极——可能是一道菜、一种饮料、一段鞭炮声、一幅褪色的年画。但正是这些寻常物事，经年累月地被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节、以特定的方式重复使用，最终饱和了时间与情感，成为集体记忆的锚点。

我常想，中国人的“年味制造”能力何以如此强大？或许正因为我们擅于将无形的情感寄托于有形的符号之中。春运时攥紧的那张车票，门上倒贴的“福”字，除夕夜必定上桌的鱼……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座微型纪念碑，标记着我们与故土、与血缘、与传统的联结。

这些符号往往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四川人家的腊肠必是麻辣的，广东的腊肠是广味的，江浙人家的年糕必是水磨的，东北的冰灯、陕北的窗花、广东的利是封……它们像方言一样，塑造着一方人的身份认同。你无需自我介绍，只需说出你家乡的那个年味符号，懂的人自然会心一笑——那是文化基因的默契。

 

这些年，总有人说年味淡了。或许变的不是年本身，而是承载年味的符号在更迭。电子红包取代了红纸包，预制菜挤占了灶台，都市的公寓楼里再难响起杀年猪的喧哗。但与此同时，新的符号也在诞生：集五福、看跨年晚会、视频拜年……

符号会老去，也会新生。重要的是那种将生活仪式化、将情感符号化的能力还在延续。只要我们还愿意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同做某件有仪式感的事，赋予它超越日常的意义，“年味”便不会消散。

腊月已深，又要过年了，我仿佛又听见远方村庄里年猪的嘶叫。那声音穿越山河，唤醒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沉睡的节律——该回家了，该团圆了，该在熟悉的符号中，确认我们是谁，来自何处。

年猪一杀，年味就上来了。因为它不只是食物的准备，更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唤醒，一场文化身份的确认。在这个日益同质化的时代，这些带着泥土气息、冒着灶火温度的符号，或许正是我们对抗遗忘最柔软也最坚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