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害怕了，在法庭上请求宽恕。   判决下来的时候，黎智英一下子就怂了，原本气势汹汹的人，到了牢狱面前什么风光都没了，这会在法庭上就只剩下一句“我老了，身体不行了，能不能宽大处理”。 很多人对这个反差感到不解，一个曾在媒体上公开叫嚣、宣称入狱是光荣标志的人，为什么突然变了样？ 黎智英的狡猾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他选择在法庭上主动陈述身体状况开始，就不难看出他的目的。 他的律师在审讯期间反复强调他年纪大、患有慢性病、还有视力和精神负担，似乎想让法官考虑这些“非案情”因素。 但这些理由如果真能生效，那更多人恐怕宁可不治病了。 身体状况确实需要照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绕过责任。 说到底，法庭考量的从来不只是表面。而黎智英的行为前后不一，就更显得这场求情显得没有说服力。 他曾要求单独关押，说是担心受到干扰。反倒在几年后把这段安排当成控诉的一部分，说过得太孤独，压力大。 外界听起来可能会有些困惑，但关押条件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能人为随意操作。 法庭也自然清楚事实起点，是否维持，是否变更，记载得清清楚楚。 更别提坐牢期间有人侵犯他权益，也没任何证据表明他的身体因看守所环境恶化。 这些信息没有被忽略，也没有谁在回避。 可当一切都讲得太全，反而让人怀疑是否是刻意组合的一套故事线，只是在借身体打感情牌，换取一丝可能的宽恕。 更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他案件的根本问题。 这桩案件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其行为的影响远远不是一个人向媒体说两句话这么简单。 他长年借助信息渠道，进行大量编排包装，背后有清晰的串联逻辑，也不止一次有人发出警示。 他运作的信息平台对年轻群体有明显影响，挑动情绪、制造混乱，无论目标是什么，过程已经造成了破坏。 这次庭审的长时间跨度也反映了这件事的复杂程度。 绝不是匆忙定性，而是在完整评估事实之上，逐步推进的一个法律操作。 案件的资源投入和审讯流程，不是轻飘飘陈词几句能扭转的。 过往他习惯将自己放在一个“正义代言人”的角色，对抗的画面永远是他讲得多、听的人多。 但是到了法院里，规矩不一样。那是讲证据的地方，他平时讲的那些，到了审讯桌面上，逐条被拆。 长时间的指控形成链条，让案件无法被说成意外。行动不断线，活动没有停，态度也没有转。 别人面对审判提出反思，他则坚持立场，从未修正过自己的说法。 认不认错很关键，你不说错，不承认有问题，那用什么说你值得宽大？你说你不怕坐牢，那为什么现在怕？ 年龄被拿来做盾牌，并不少见，但真正能成为考量要素的，得有充分背景支撑。 身体状况不能只是说说，还需要看是否真的影响了行为判断，或是否让关押失去基本人性保障。 从现在看，他没有任何关键活动是因为身体无法完成而停止的，也始终保持案件推进时的参与度和表达能力。 他不认罪、不悔改、不克制，却又希望自己能因为病弱而换得量刑优势，这套组合放在哪个国家的法庭上都站不住脚。 刑期定下来以后，不少议论开始转向“是否太重”，但如果回到整个案件涉及的具体行为，很多人会明白这个量刑只是法律逻辑下的结果。 他参与的是系统地、长久地、计划性地进行。 一旦出现风险，他懂得保护自己；一旦宣传有效，他第一时间站在前。 他一直在背后布局，那么最终法院认定他是主导就很自然。 罪责程度和身份对应，换来的刑期就显得合理，不存在所谓苛刻或者情绪化处理。 二十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注定改变晚年状态的起点。 他年龄的确大，但这并不是开罪行通道的理由。 如果每一个年近七十的人都能以此换来量刑任务的宽松，那很多人为了减少责任，可能更愿意拖年纪再动手。 如果不做出清晰回应，那也是对那些依法守规者的不公平。 黎智英这一生有过掌声，也有过权势。他在香港的影响一段时间确实不小，但最终却败在了自己设的局里。 他想算一笔情感账，希望穿过法律的通道得到照顾。但司法只看事实。 人说法治冷漠，是因为它不分亲疏。但也正因为这点，它才值得被信任。 信息来源：【港警國安處：黎智英案判刑凸顯其罪魁禍首角色】——香港中通社 2-9 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