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死刑犯张顺兴吃完“断头饭”，微笑着和母亲告别，然而就在临刑前最后一刻，他突然大喊一声：等会，我有话说！ 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歇斯底里，这个39岁的男人，甚至努力挤出一丝微笑，对着前来送别的老母亲轻轻点头，像是在说“妈，别难过，我走得安心”。 周围的法警和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心里难免泛起一丝复杂——这个连杀三人的“恶魔”，到了最后一刻，竟还想着安抚母亲。 可就在行刑命令即将下达，一切都要尘埃落定的时候，张顺兴突然抬高声音，大喊一声：“等会，我有话说！”这一声呼喊，打破了刑场的肃穆，也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没人能想到，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男人，最后要说的，不是求饶，不是控诉，而是一句让人意外到心酸的请求：“我死后，愿意把我的身体捐出去，器官给需要的人用，剩下的留给医学院做研究吧。” 放到今天，器官捐献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在2005年，国内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一个死刑犯主动提出捐献，更是罕见。 张顺兴1966年出生在河南偃师，从小就没了父亲，是母亲一手把他和姐姐拉扯大。家境贫寒的他，性格憨厚，小时候常被人欺负，却总是忍着，唯一的执念就是好好挣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可命运偏不遂人愿，1998年，因为工地老板辱骂他的母亲，骨子里的孝心瞬间爆发，他抡起铁锨把人打成重伤，最终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入狱后，他不想拖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在狱中拼命改造，最后减刑一年，2005年3月终于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张顺兴，满心都是好好生活、赡养母亲。可“劳改犯”的标签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找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只能去城郊的煤矿挖煤，干最苦最累的活。他毫无怨言，第一个月发了1200块工资，攥在手里舍不得花，满心计划着给母亲买件新棉袄。 可这份简单的期盼，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工友梁学文找上门，红着眼说父亲重病要手术，急需用钱。张顺兴想起自己母亲拉扯孩子的不易，二话不说就把全部工资借了出去，自己则回工地啃了半个月馒头。 可他的善意，换来的却是欺骗和羞辱。半个月后，他去要钱，才从工友口中得知，梁学文的父亲根本没生病，那笔钱全被他拿去赌博了。张顺兴找到梁学文对峙，对方不仅拒不还钱，还破口大骂，用最难听的话侮辱他的母亲，骂她是“捡破烂的穷鬼”。 与此同时，他回老家时发现，母亲额头青肿、胳膊淤青，追问之下才知道，是姐夫郭松旺上门索要母亲的房子，争执中动了手； 还有邻居余秀莲，常年当众辱骂母亲“捡破烂的脏东西”。这些委屈和愤怒，积压在一起，瞬间冲垮了张顺兴理智的最后防线——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母亲，动他可以，动他母亲，不行。 2005年10月25日，短短八个小时里，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张顺兴，先后杀死了梁学文、余秀莲和郭松旺。做完这一切，他没有逃跑，而是直接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异常平静，只是说起母亲时，声音会忍不住发颤：“我坐牢七年，我妈受了多少罪，他们欺负我妈，就该偿命。” 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尽管有自首情节，还有邻居和工友出具的证明，证实三名死者确实长期侮辱、伤害他的母亲，但连夺三条人命，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等待行刑的日子里，张顺兴想了很多。他或许意识到，自己用最错误的方式“保护”了母亲，最后留给母亲的，却是更深重的痛苦和耻辱。 他一无所有，唯有这具即将消亡的躯体，或许能做最后一点有意义的事，替自己赎罪，也替母亲积点德。这就是他临刑前喊停的原因，不是畏惧死亡，而是想给这个亏欠了的世界，留下最后一丝善意。 当年的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是“孝子”，有人说他是“恶魔”。其实，张顺兴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那时候，法治观念还不够普及，很多普通人遇到委屈和不公，不知道该用合法的方式维权，往往会走向极端。 孝心本是美德，但一旦越过法律的红线，就会变成毁灭一切的洪水。张顺兴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再深的委屈，再浓的孝心，都不能成为践踏生命、触犯法律的理由。而他临刑前的选择，也让我们看到，哪怕是罪恶的灵魂，心底或许也藏着一丝未泯的善意，只是这份善意，来得太晚，太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