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京。粟裕刚吃完午饭，正坐在椅子上歇口气，突然听见随员跑进来报告：“有个从江西来的老同志，叫陈兴发，说要见您。”   1977年，北京城还沉浸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灰蓝色调中，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静谧，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午后，粟裕大将家中，突然传出了一声突兀的脆响，一双筷子毫无征兆地脱手滑落，重重地砸在地上。   这声音在安静得甚至有些沉闷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仿佛一声惊雷炸响在粟裕的心头，粟裕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动作幅度之大，甚至带倒了身后的椅子，他的双眼死死盯着那个刚刚跑进来报信的随员，眼神里充满了震惊、难以置信，甚至还有一丝从未有过的慌乱。   在粟裕的心里，在所有幸存老战友的记忆里，陈兴发这三个字，早就应该刻在烈士纪念碑上了，他早就死了，思绪瞬间被拉回到那年浙南的深山密林，那是红军挺进师最艰难的时刻，国民党重兵围剿，层层封锁。   缺衣少食的战士们在崇山峻岭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周旋，一场恶战过后，硝烟散去，战友们含着泪清点伤亡，当念到“陈兴发”这个名字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那不是轻伤，也不是一般的重伤。   当时的目击者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颗罪恶的子弹，直接从他的左眼打了进去，贯穿了大脑，在那个缺医少药、连红药水都金贵的深山野林里，受了这种致命的贯穿伤，哪里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简直是天方夜谭，粟裕当时对着那个草草掩埋、甚至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的土堆，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他把这份痛失爱将的悲伤，深深地埋进了心底，这一藏，就是整整四十二年，可是今天，谁能想到，一个已经“死”了四十二年的人，会突然敲响他的家门。   粟裕此时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大将的威仪，哪里还顾得上规整自己的衣着，他像一阵风一样快步往外走，步履急促得甚至有些踉跄，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头发全白了，乱蓬蓬的像深秋的枯草，背微微驼着，那是常年在地里刨食留下的印记，裤脚上沾满了厚厚的尘土，显见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大手里，紧紧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   七十岁了啊。从遥远的江西农村，一路辗转到北京，为了省钱，也不懂路线，不知倒了多少趟那种慢腾腾的绿皮火车，在硬座甚至过道里颠簸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终于站在了这里，粟裕就那样站在门口，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位老人。   目光在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搜寻着当年的影子，几秒钟后，铁骨铮铮的将军红了眼眶，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兴发，真的是你"，奇迹，这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奇迹，陈兴发没死，当年那一枪确实致命，他中枪后陷入了深度的重度昏迷，气息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敌人以为他死透了，撤走后，附近好心的老乡大着胆子上山采药，意外发现这个“尸体”竟然还有一口气，老乡动了恻隐之心，趁着夜色偷偷把他背回了家里，深山里没有盘尼西林，没有手术台。   老乡们就用山里的草药，用祖传的土方子，一点一点地喂，一点一点地敷，硬是凭着这股子韧劲和老天爷的垂怜，把他从鬼门关里硬生生地拉了回来，等到他终于伤愈醒来，外面的世界早已变了天，部队为了跳出包围圈，早就转移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那个时候，消息闭塞得像个铁桶，敌人还在到处疯狂搜捕被打散的红军战士，陈兴发根本不敢暴露身份，一旦被发现，不仅自己没命，还会连累救他的老乡，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留在江西的农村隐姓埋名，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靠种地过日子。   这一躲，就是漫长的四十二年，在这四十二年里，粟裕指挥千军万马，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将，而在这同样的四十二年里，陈兴发在江西贫瘠的田垄间，日复一日地挥舞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老婆孩子的一日三餐发愁，为了几斤口粮精打细算。   更没想过拿着当年的身份去找当地组织要待遇、要照顾，日子过得再苦再难，他也咬着牙，一声不吭地扛过去，直到晚年，生活稍微安稳了些，那份思念实在是难耐，他才靠着脑海里那些零碎的、模糊的记忆，一路打听，一路摸索，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北京。   四十四年过去头发白了，压弯了脊背，但这个老战友还是那副模样，不攀附权贵，不索取利益，千里迢迢赶来，就只想见一面，亲口问一声好，那一夜，将军府的灯光彻夜未熄，两人面对面坐着，聊了整整一夜。   从浙南深山密林的枪林弹雨，聊到这几十年各自的风雨人生，粟裕看着老战友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心里难受，反复追问他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难处，需不需要组织上安排照顾，甚至想动用自己的津贴来资助他。   可陈兴发听了，只是连连摆手，脸上挂着憨厚满足的笑容，说自己在乡下有地种，有饭吃，过得很踏实，绝对不能给组织和老首长添负担，外界在评价粟裕时，总是把他定义为“战神”惊叹于他鬼神莫测的指挥艺术。信息来源：陈兴发，《红色战士：陈兴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