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1949年底的重庆街头，整座城市还弥漫着政权更迭带来的硝烟与不安，寒风裹挟着未散的恐惧，吹得人心惶惶，就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两个大男人在大街上死死抱在一起，互相撕扯，面红耳赤，那架势仿佛要把对方揉碎了吞进肚子里，谁也不肯撒手。   其中一个男人声嘶力竭地喊着：“狗特务，抓特务”另一个也不甘示弱，摆出一副要把对方生吞活剥的架势咆哮：“大叛徒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去自首”这场面把路过的解放军战士都看愣了。   他的身份在几天前还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实打实的特务头子，手里掌握着无数秘密，是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而那个被他死死箍住、喊着“抓特务”的男人，叫冉益智。   这人的名号在当时的地下党听来都要咬碎后槽牙，原中共重庆工委副书记，那个把江竹筠（江姐）送进渣滓洞的罪魁祸首，他手上的血债，比那冰冷的江水还要深，他的名字，就是耻辱柱上最醒目的那个，这一幕的荒诞之处在于，李修凯此时已经是个“自己人”了。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李修凯这个在特务圈混迹半生的老狐狸，嗅觉比谁都灵敏，当其他人还在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时，他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更知道自己错过了逃跑的最佳窗口期，此时再去机场，只能是自投罗网。想要活命，只有一条路。   他在国府路308号，也就是著名的“范庄”门前，整整转悠了两天，那是军管会公安部的驻地，是决定他生死阎王殿，也是他唯一的生门，他在寒风中计算，也在拿命去赌，赌新政权对“立功自赎”这个承诺的兑现率，赌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真像传单上写的那样“宽大”。   12月的一个晚上，他赌赢了，他带着两支擦得铮亮的枪、两根沉甸甸的金条，敲开了公安部政保处三科科长熊良晨的门，这两根金条不是贿赂，是投名状，那两支枪不是武装，是缴械，这是他向新时代低头的姿态，也是他把自己剥离出旧阵营的割裂礼。   熊良晨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不关押，给住所，甚至还能吃上“中灶”在那个物资匮乏、人人自危的年代，“中灶”代表的不仅仅是伙食标准，更是政治上的安全区，是一张暂时免死的通行证。   吃上了“中灶”的李修凯心里门儿清：要想保住这个饭碗，甚至保住这条命，光交枪是不够的，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也得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得干回老本行，只不过这次枪口得掉个头，以前是抓共产党，现在得替共产党抓国民党特务。   于是，这位拥有少将军衔的“编外侦查员”开始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游荡，他那双看了一辈子特务的毒眼，现在成了抓捕残留特务的雷达，他像一只饥饿的猎犬，在人群中嗅探着同类的气息，那天在德胜戏院前街，雷达响了。   李修凯一眼就认出了冉益智，那一瞬间，他看到的恐怕不是一个老熟人，而是一张巨大的“免死金牌”在他眼里，冉益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笔“功劳”是能让他把“中灶”吃得更稳当的筹码，冉益智确实是个悲剧性的烂人。   他软骨头，被捕后迅速叛变，毫无底线地供出了上级刘国定，导致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无数同志因为他的出卖而血洒渣滓洞，国民党给了他一个“中校”的虚衔，像是打发叫花子，利用完他的剩余价值后，对他只有鄙视。   最讽刺的是，当国民党撤退时，觉得这种卖主求荣的人太脏，连飞机的一个座位都不愿意给他，直接把他像垃圾一样扔在了重庆，当李修凯冲上来时，冉益智的第一反应是混乱的，他听到李修凯喊“自首”以为是一场“谁先抓谁”的竞赛。   在他那已经被恐惧和贪婪扭曲的大脑里，竟然生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在冉益智那扭曲的逻辑里，如果能抓住一个保密局少将扭送公安局，说不定能抵消自己出卖江姐的血债，他以为这还是那个只要够狠就能活下去的旧江湖，以为只要手里有牌就能翻盘。   于是，中华路上就出现了这荒诞的一幕：特务头子想抓叛徒立功，叛徒想抓特务保命，两人像是两条相互吞噬的蛇，为了生存，都在拼命撕咬对方的尾巴，一路扭打到了警备战士面前，到了公安部二处，这场闹剧瞬间画上了句号，这里的空气肃杀而清醒，容不得半点胡搅蛮缠。   但工作人员接下来的一句话，直接把他钉死在了地板上，让他那可笑的幻想瞬间破灭：“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是大叛徒”在这场生死的博弈中，李修凯精准地踩中了时代的节拍，他利用了信息差。   他知道只要立功就能活，他看透了新政权的规则，而冉益智还活在“互相揭发、狗咬狗”的旧逻辑里，至死都没明白这个新时代到底看重什么，结局没有任何悬念，背负着无数烈士鲜血的冉益智被判处死刑，他那点可笑的“抓特务”功劳根本无法冲抵他的滔天罪恶。  信息来源：原文登载于城口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2019-04-05 关于“重庆市公安局诞生前后”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