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天深夜，戴笠把他的秘书周志英抱到了床上，两人一番激情过后，周志英依偎在戴笠的怀中，戴笠承诺过几天就娶她，却不想几天后戴笠把她送进了监狱。 一九四一年，重庆的深夜，雾气把整座山城裹得严严实实。 军统局长官邸书房里的西洋座钟敲了十一下，周志英刚整理完最后一份密电，手指还搭在冰冷的红木桌沿上。 她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加班的夜晚，直到那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男人开口把她留了下来。 说实话，这种场面她早就习惯了。 白天是雷厉风行的机要秘书，晚上是随叫随到的"隐形家眷"——这种撕裂的双重身份，她已经扛了好几年。 那天晚上，一番温存过后，周志英又一次小心翼翼地提起了那个被搁置了无数次的话题：名分。 这一回，戴笠没有拿"抗战期间不准结婚"或者"时局未定"来搪塞。 他看着依偎在怀里的女人，嘴里吐出一句让她心跳骤停的话："过几天就娶你"。 当时的周志英做梦都想不到，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的起点，而是一道精心设计的催命符。 时间倒回一九三五年，那时候的周志英还是浙江警官学校的风云人物。 有一天她在食堂吃饭，压根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隔着人群像猎鹰一样盯着她。 戴笠当时挂着"政治特派员"的头衔，这人看人从来不带感情，只看一条：好不好用。 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来，理由是"缺秘书"，直接把这个涉世未深的毕业生拽进了军统这台巨大的绞肉机。 那时候的周志英太年轻了，根本分不清什么是职场栽培，什么是猎人撒下的诱饵。 戴笠最初的手段相当高明：工作上手把手教，生活里嘘寒问暖，让周志英产生了致命的错觉。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雨夜，当她被强行拉入怀中时，她甚至天真地以为这是一种"霸道的爱"。 她把自己的一生都押在了这个男人身上，却忘了在特务头子的世界里，人只分两种：有用的工具，和需要处理的垃圾。 那个"过几天就娶你"的承诺兑现得很快，但方式令人毛骨悚然。 仅仅几天后，一辆黑色的军统轿车停在了门口。 秘书王某恭敬地请她上车，理由是"去新房准备婚礼"。 周志英满怀憧憬地坐了进去，车轮滚滚向前，却不是开往张灯结彩的喜堂。 车子驶出重庆，一路颠簸，最终停在了贵州息烽——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集中营。 看着眼前的高墙和铁丝网，她第一时间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这是背叛。 她居然还能说服自己：这或许是戴先生对她忠诚度的某种极端考验。 在狱中，她叠好囚衣，甚至托狱卒传话："请告诉戴先生，我等他来接我"。 多么讽刺的坚守。 直到同监室的一位老妇人冷笑着戳破了窗户纸："这儿关着的，好几个都是戴老板以前的女人"。 这时候她才明白，所谓的"新房"，不过是戴笠处理"过期工具"的垃圾场。 一九四三年的某个暴雨夜，绝望终于压垮了幻想。 她撬开锈迹斑斑的窗户，跌跌撞撞冲进雨幕，却在刚翻出院墙时就被狼狗扑倒。 皮鞭像雨点一样落在身上，她在泥水里嘶吼的依然是那句："我要见雨衣，他说过要娶我！" 后来狱卒扔进来一件棉袄，夹层里藏着戴笠的字条："安心待着，莫做傻事"。 这几个字像一种精神毒药，吊着她最后一口气，也彻底封死了她自救的可能。 更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 大约还是一九四三年，戴笠或许觉得"教训"够了，下令将她释放。 此时的周志英已经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可她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跑回重庆军统总部。 她站在那扇熟悉的办公室门外，隔着门板，听到了对自己命运的最终宣判。 里面传出戴笠冷冰冰的声音："这种人处理干净，别留后患"。 当门打开，那个她日思夜想的男人，眼神像看一袋垃圾一样滑过她的脸："谁让这疯女人进来的？" 第二天，报纸角落里出现了一条不起眼的简讯：周姓女子扰乱秩序，被送往白公馆收容。 这一次，等待她的不再是软禁，而是实打实的酷刑。 白公馆的档案里冷冷清清地记录着："至少三次电刑"。 那些电流穿过身体的时候，彻底烧毁了周志英理智的最后一根保险丝。 她在牢房里开始对着墙壁自言自语，一会儿学婴儿啼哭，一会儿自称"戴太太"。 她在疯癫与清醒的边缘反复横跳，直到一九四六年。 那年三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坠毁。 树倒猢狲散，军统内部乱成一锅粥，总务处长沈醉在清理积案时翻到了她的卷宗。 "关了很多年，神志不清，不如放了"。 就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周志英被推出了铁门，像丢弃一件破烂的家具。 她流落到南京街头，身上套着一件捡来的破军装，里面还穿着那件旧旗袍。 路人常常能看到这个疯女人掏出一块早已停摆的怀表，逢人就说这是"雨衣给的订婚信物"。 即使神志已经崩塌，她的潜意识里依然死死抓着那个"洞房花烛"的执念。 信息源：《戴笠竟然终身未加入国民党》人民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