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授予上将，授低了吗？ 答案，不低，只能是上将。 提起刘亚楼，老兵的印象直白：打仗狠，脑子活，脾气也不小。 十九岁就扛起一个营，二十三岁做到红二师政委，跟着部队打了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七十多场硬仗，名头已经先传开。 一九三四年，他二十四岁，率红二师当先锋强渡乌江。 那天江面水急，敌人火力密得像下雨，红军大部队得过江，只能先咬牙顶上去。刘亚楼指挥部队抢占渡口，把桥头阵地一点一点啃下来，后面大队人马才有路走，夺娄山关、四渡赤水、翻越夹金山一串硬仗接着铺开。 一九三五年，红四团去泸定桥，铁索晃得厉害，战士踩着链子往前挪，一边是江水，一边是子弹贴着耳朵飞。刘亚楼在后面盯着，谁犹豫就吼，谁冲上去就记在心里。大渡河口天险被啃开，中央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后来的北上局面才稳住。 更早一点，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红军攻占漳州，缴获了一架被击伤的飞机，取名“马克思号”，加上此前的“列宁号”，红军总算有了两架能上天的家伙。那天刘亚楼围着飞机钻上钻下，摸摸这儿敲敲那儿，眼睛发亮。毛主席笑着说，以后真有了空军，就让他来搞。谁都当玩笑听，十几年后，话一点点对上了号。 一九三六年，他被调到红军大学。 西安事变过去不久，局面有点起色，他却被按在课堂里。一听说学校还要从学员里挑教员，干脆写信给上级，直说想回前方打仗。毛主席见了他，先一句顶在前头：“你说留在后方没出息？那好，十年不准你上前线。”年轻“老将”愣在那儿，不知道怎么接话。 等火气压下去，毛主席把道理摊开，说能打仗的人去办学，去带新学员，是在做“根子上的事”，是培养干部的干部，这种活要从全军挑最可靠的人。 毛主席还说，人把最大短处啃过去，会多出一股无所畏惧的劲。刘亚楼听明白了，只能答应把学校办好。 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的他已经成了抗大教育长，同刘伯承、罗瑞卿一道，往各个战场送去了成批干部。 一九三九年，又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那地方在苏军里号称“红军大脑”。刘亚楼一头扎进教材和战例，先把俄语啃下来，后来参加了卫国战争，被授少校军衔，和刘伯承、左权一起被人提起。 也因为这段经历，抗战、解放那些年，他在国内的官只做到师长，时间多花在学习和办学上。 日本投降后他才回国，转到第四野战军担任参谋长。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下作战的行李刚收拾好，命令到了：火速进京。毛主席开口，就是一句“空军得有人来组建”。刘亚楼当场就把自己的毛病抖出来，晕机，每次坐飞机都吐，在苏联学的还是陆军，弄不懂飞机上的那一套。 毛主席提了一句老话，“知之不为而为之”，又补了一句，偏要让这个自认为干不了的人去干。 算上早年在东北老航校当校长的经历，他确实接触过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又精通俄语，熟悉苏军，知道苏联军官怎么想、怎么谈。新中国得向苏联成批买飞机和装备，和人家如何打交道，是绕不过去的关口。晕机这一条短板，就这么被压在长处下面，他也就这样成了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接到命令后没多久，六所航校先后办起来。 校址在哪儿合适，营房怎么修，干部怎么搭配，教员从哪儿挑，学员用什么标准选，教材大纲怎么定，器材缺什么，伙食能不能跟上，他样样插手，生怕耽误了这个新兵种的底子。航校一立起来，他又推动组建空军机关和作战部队，还宣布地空导弹兵部队成立，把这一新兵种纳入空军体系，把在陆军里练出来的那股从严治军的劲带到蓝天上。 志愿军空军准备入朝时，新中国空军刚刚成型。 毛主席叮嘱“不急着惊人”，先打一打，站稳脚再说。等到空战真正打响，美国人看着雷达上的信号和战果统计，脱口而出的评价却是中国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空军强国。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国空军拥有二十八个师、七十个团，三千多架作战飞机，从无到有的路清楚明白。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中央提出各军兵种的俄语翻译该转的转，该改行的改行。刘亚楼在空军开会，把态度摆得明白：不经过空军党委，一个翻译不准乱动，真一时安置不开，就先集中起来用。毛主席听说后起初不太高兴，觉得他太爱“说了算”。过了一阵，看见空军工作节节往上走，又笑着说，空军这块就让他多说几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五十五岁。 告别那天，军礼规格高，许多老战友站在灵前，想到的是乌江边的水声，是泸定桥上的铁链，是航校操场上成排的年轻飞行学员。中央军委挽联写着“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这几句话落下来，一枚上将军衔的分量就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