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得知戴笠的儿子戴藏宜被枪毙，当即命令毛人凤把戴的后人接到台湾。蒋介石接见了母子三人，照片上右一为戴笠儿媳郑锡英，左一为戴笠长孙戴以宽，蒋介石前面站着的是戴笠小孙子戴以昶，看似慈祥的照片上，背后却另有深意！ 1897年，戴笠出生在浙江江山的穷人家，原名戴春风。年轻时混迹浙军，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押宝蒋介石这一边。 1932年，他搭起“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一步步扩展为军统，成了蒋介石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抗战期间，军统暗杀、情报、肃清异己无所不包，这柄刀帮蒋介石清除了无数对手，也让戴笠权势膨胀，手伸进军队、警察乃至金融系统。 权力大到这个程度，再忠诚也会让主子不安。蒋介石开始往军统空降亲信，希望分走实权，毛人凤等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推上来的。 可戴笠态度强硬，这些“空降干部”在军统根本站不住脚，两人之间的较劲始终在暗处扯扯拽拽。1946年3月，从青岛飞往南京的专机撞山，戴笠猝死，军统随即改组为保密局，这场无形的博弈被一场空难粗暴终结。 这样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子，家里却只有一个独子戴藏宜。1915年出生的戴藏宜，从小由祖母蓝月喜拉扯长大。 父亲常年在外，每月寄的钱几乎全砸在这个男孩身上，把小学勉强读完后，又被送到上海的大同大学“镀金”，结果底子太差，大学读到一半就跑回江山。 回到老家，戴藏宜靠着“戴少爷”的名头先当上小学校务主任、乡长，又在父亲授意下设立无线电台，训练通讯员，那些设备后来成了军统的地下联络点。 为了讨好父亲，他组织表演、四处摆排场，戴笠看在眼里，认定独子虽然不学无术，总算肯替家里办事，1940年前后就安排他正式加入军统，不久直接升到少将专员，还兼中学校长、银行董事。 权势来得太容易，约束就格外稀薄。戴藏宜仗着父辈威势，在地方上敛财、迫害无辜，手上染上百姓的血。 1949年前后大势已去，他明白自己难逃清算，便几次带着妻儿从杭州、福建一带往外逃，每次被抓又设法溜走，就是不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1949年政权更迭之后，这样的“旧账加新罪”很难蒙混过去，1951年1月30日，他在江山县保安乡被公开枪决，年仅36岁。 两年后，这个消息传到台湾。曾经极度倚重军统的蒋介石，对戴笠复杂难言：一方面承认“雨农先生”在情报战场上的功劳，另一方面又对当年军统尾大不掉心存警惕。 如今独子伏法，如果任由遗孀与孙辈在大陆沉浮，难免引起旧军统系统的不安。于是，1953年，蒋介石召见保密局长毛人凤，下令把戴笠遗孀郑锡英和两个孙子接去台湾。 行动由老特务黄铎具体执行。黄铎伪装成渔民潜入上海，找到住在城郊破屋里的郑锡英母子。为了安全，郑锡英被换上“沈凤英”的新身份，以探亲名义离开上海。 1954年初，一行人坐货车南下，经广州、香港一路辗转，最后乘小船抵达台湾。途中因为证件问题，长孙戴以宏不得不留下，托付给大陆方面照看，随郑锡英同行的只有长孙戴以宽和小孙子戴以昶。 也正因此，有了台北官邸里那张看似温情的合影。蒋介石把戴以昶搂在怀里，让摄影师记录下“领袖不忘旧部”的瞬间。 对外，这是一张展示宽厚的宣传照；对内，这是向军统残余力量释放信号：戴笠虽死，家属仍被“照顾”。至于空难究竟有没有别的内情，这张照片也成了某种刻意摆出的“无辜姿态”。 到了台湾以后，郑锡英母子三人确实得到了较好的安置，住处、生活费都有安排。 戴以宽在优质学校读书，后来考上台湾大学，又赴美国留学，回到企业界工作，娶妻生子；戴以昶在岛内完成学业，进入公司任职，日子平稳。2011年，98岁的郑锡英在台北去世，晚年总算衣食无忧。 而留在大陆的戴以宏，被送进宋庆龄创办的孤儿院，接受系统教育，之后分配到纺织厂、农场当工人、拖拉机手，娶妻生女，在合肥和枞阳之间过着普通人的一生。 戴笠的女儿戴眉曼则被老厨师收养，改姓廖，60年代嫁给汽车厂工人，育有二子一女，1991年前往台湾探望生母时，母女重逢抱头痛哭，把几十年的苦涩讲给彼此听。 从江山穷少年到军统头子，从少将公子到江畔死囚，从台北官邸那张体面合影，到孤儿院、农场、工厂里的平凡身影，戴笠父子和他们的后人，几乎走遍了旧中国权力结构的每一个极端。 蒋介石的那道“接人赴台”的命令，既有对旧棋子的回忆，也有安抚旧部、粉饰自身的算计。照片里蒋介石的笑、戴家孙辈的拘谨、寂寞留在大陆的子女，以及散落在两岸不同角落的后半生，合在一起，才是这段军统家族史真正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