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了？2015年，二胎政策推出，权威专家翟振武教授掷地表示：“一旦开放二胎，未来四五年，中国每年将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可达惊人的1.6亿。” (2) 2015年10月下旬全面二孩政策正式提出后，翟振武教授在相关学术会议和媒体访谈中给出上述预测。该预测基于2014年发表在《人口研究》上的论文数据模型，估算政策将释放大量积压生育意愿。预测内容迅速被多家报纸、电视和网络平台转载，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观点之一。社会各界围绕这一数字展开讨论，部分机构据此调整公共服务规划。翟振武教授的发言强调政策调整对人口均衡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关报道持续数周占据舆论高位。 政策落地后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出生人口降至1723万。2018年进一步降到1523万。2019年为1465万。2020年仅有1200万。五年累计出生人口不足8000万，远低于预测的1.6亿规模，每年新增数量最高未达到2000万。实际数据与预测之间的差距在统计公报发布后逐渐显现。 养育成本快速上升是重要制约因素。普通家庭每月基本养育支出达到数千元，一线城市托育服务月费普遍超过5500元。住房条件紧张，大城市小户型难以容纳更多家庭成员。教育支出占比高，许多家庭选择精养模式以保证孩子成长质量。这些实际开支直接影响生育决策。 女性职业发展机会成本增加。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更注重工作连续性。生育后职业中断现象普遍存在，晋升空间受到挤压。婚育年龄不断推迟，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导致可生育周期缩短。育龄妇女总数每年减少约500万，其中20至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减少更多。 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进一步限制生育意愿。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较低，现有机构利用率不高。双职工家庭主要依赖老人照料，但老龄化加剧使老人照护能力下降。农村地区年轻人进城务工后，同样面临城市一样的住房、教育和经济压力，生育意愿同步回落。 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释放原有积压需求。多数家庭理想生育数量在1.6至1.9个之间，符合条件者集中生育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成本私人承担而收益社会共享的结构，也让家庭在决策时趋于谨慎。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0左右，低生育水平形成趋势性下滑。 这些年出生数据持续走低反映出人口发展受多重现实条件共同影响。经济压力、观念转变、资源供给等因素相互交织，政策调整提供了可能性但未能完全转化成实际增长。人口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预测需充分考虑现实约束才能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