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在泰国的工厂倒闭后，在蒋经国的斡旋下，允许他回台湾生活，熊式辉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了好几天。 1931年底，熊式辉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和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长达十年时间处理地方政务。他负责江西行政事务，推动国民党在地方的控制。1935年，他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党政核心层。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参与战时决策。1941年，他调往重庆，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协调国民党内部规划。1942年3月，他赴美担任驻华盛顿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与美方谈判军事援助事宜。次年回国后，任中央设计局局长兼中央银行监事长，监督经济政策执行。这些职务让他接触国民党高层决策圈，处理国内外事务。他的升迁路径显示国民党内部通过军政结合的方式维持权力结构，熊式辉作为政学系代表，在其中发挥作用。 1945年，熊式辉随宋子文、王世杰等人飞抵莫斯科，参与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处理战后国际关系。战后9月，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次年改称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负责东北地区军政事务。他部署接收东北工作，处理与苏联和地方势力的冲突。1947年，他转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提供国民党军事建议。这些年份里，国民党在东北面临严峻挑战，熊式辉作为负责人，需要协调军政资源。他的工作涉及接收日伪财产和维持秩序，但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逐渐加大。他的东北任职期反映出国民党在战后试图巩固大陆控制的努力，却面临多方阻力。熊式辉的角色让他直接卷入国民党败退前的关键阶段，积累了政治经验。 1949年国民党败退后，熊式辉辗转香港、澳门和曼谷等地居住。他在泰国曼谷租住简易寓所，尝试经营纺织工厂维持生计。工厂规模不大，主要生产日常纺织品，但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1954年，工厂彻底倒闭，他欠下债务，生活陷入困境。这时，他写信给台北阳明山官邸，描述泰国生意失败，请求返回台湾。蒋介石收到信件后，浏览内容，将信放在桌上，对熊式辉的境况表达不满，认为一个上将沦落到此地步丢人现眼。国民党高层内部对熊式辉的过往有分歧，他的东北任职曾引发争议。熊式辉的流亡经历显示出许多国民党将领在败退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转向商业却往往失败。他的泰国时期标志着从权力巅峰到普通生活的转变，反映时代变迁对个人的冲击。 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儿子，在国民党内部有影响力。他出面调解，向父亲提出建议，同意熊式辉返回台湾安度余生。1954年7月，台北收到熊式辉从曼谷寄出的信件后，蒋经国参与讨论，推动决定。蒋介石虽对熊式辉不满，但最终批准返回。熊式辉接到决定时，正在曼谷寓所，接下来的几天他心情有所好转。蒋经国的斡旋体现出国民党高层通过家族网络处理人事事宜的惯例。他的介入让熊式辉获得机会，避免继续在海外漂泊。熊式辉的回台过程涉及国民党内部的权衡，考虑忠诚度和历史贡献。蒋经国的角色在其中关键，推动了这一决定。他的调解也显示出国民党在台湾时期对旧部下的安置政策，旨在维持内部稳定。 熊式辉返回台湾后，蒋介石安排他一处普通住所，并提供基本生活费维持生计。他顾不上休息，直接前往蒋介石办公室拜见，表达对过去错误的认识。蒋介石让他坐下，指示忘记旧事，安心度日。工作人员随后安排住所，熊式辉开始适应新环境。住所位于台北寻常地段，简单实用。他逐步融入日常琐事，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国民党对他的安置反映出对旧将的处理方式，提供基本保障但限制影响力。熊式辉的返回标志着他生活进入新阶段，从海外流亡转为台湾定居。他的适应过程涉及日常调整，国民党内部监督确保他低调生活。这一安置也体现出蒋介石对历史人物的复杂态度，既有不满又有宽容。 熊式辉在台湾定居下来，住在指定小屋中，每天从事简单劳作，如种菜浇花。他与邻居闲聊天气和市井事宜，避免谈及早年军旅生涯。即使老部下来访，他也岔开话题，只说不愿重提往事。老部下理解后，不再追问。熊式辉寻求平静的下半辈子，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他的生活方式反映出许多国民党旧将在台湾的低调状态，专注于个人琐事。晚年，他移居台中，子女不在身边，日子过得拮据。日常开销靠老友资助和出售字画维持。他偶尔变卖个人收藏，换取钱款贴补家用。国民党政界对他保持距离，没有提供额外支持。他的晚年经历显示出从高位到普通老人的转变，国民党内部对旧人的政策影响深远。 1974年1月12日，熊式辉因脑溢血在台中去世，享年81岁。以民间葬礼安葬当地，当时台湾政要无人出席追悼会，只有少数故旧以个人名义赠送花圈和挽联。葬礼简单，棺木停放在礼堂，几人抬棺沿路前行，埋入土中。旧识站立默哀，仪式后陆续离开。他的住所空置，邻居偶尔路过。他的字画散落市场，继续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