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跑到县城买药。可药钱差1角，他恳请营业员帮忙：大姐，你行行好，我手保快保不住了！谁料，营业员冷笑：关我什么事！     一九七零年秋，黑龙江畔的饶河农场已是一片肃杀。     来自上海的知青赵援朝在抢收最后一片大豆时，脚下被豆秸一绊，整个人侧摔下去，右小臂硬生生硌在田埂的石头上。   农场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捏了捏他迅速肿起、变形的前臂，摇摇头，说卫生所处理不了，必须去七十里外的县医院。     赵援朝身上所有的钱，加上同宿舍几个知青凑的，一共是四块三毛七分。     他知道这远远不够，但手臂那钻心的疼，容不得他犹豫。   县医院的诊断是桡骨和尺骨双骨折，需要立即复位固定，并注射抗菌消炎的针剂，防止感染引发更严重的后果，所有费用算下来，要六块二。     赵援朝掏空了所有口袋，连分币都数了出来，还差着一块八角三分。   最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外科大夫看不过去，叹了口气，说复位和夹板可以先做，但盘尼西林注射液必须马上用，这个钱不能拖。     大夫从自己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五毛钱，又让旁边一个小护士凑了三毛，算是把最急迫的针剂钱给垫上了。   大夫又开了口服的消炎片和止疼药，嘱咐一定要按时吃，否则前功尽弃。     方子上写着的药价，是一块一毛钱，赵援朝捏着缴完医院费用后仅剩的七毛钱，步履蹒跚地找到了那家灰扑扑的医药商店。   赵援朝递上处方，说明情况。   “同志，我……我只有七毛钱。”赵援朝的声音低了下去，“还差四毛，您看，我这药等着救命……能不能……”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那种因为贫穷而带来的屈辱感，比手臂的疼痛更灼人。     女营业员手里的毛线针停都没停，“差钱买什么药？我这儿是国家的商店，不是慈善堂。”她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规则感。     赵援朝试图再解释，说自己是上海知青，在农场受伤，钱一定会还上。     营业员已经不耐烦“跟你说不通是不是？没钱就出去，别影响其他顾客！”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差多少？我这儿有。”     赵援朝愕然回头，看到一个约莫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农场常见的旧工装，风尘仆仆，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他数出四张崭新的一毛钱纸币，递给了营业员。   营业员愣了一下，嘀咕了一句：“孙大个，就你心善。”但钱已到手，规矩上挑不出错，她只好放下毛线，转身去取药。     男人转向赵援朝，看了看他的胳膊说：“我是七连的拖拉机手，姓孙，正好来县城办事，药拿着，赶紧回去好好养着。”说完，他提起包，转身就出了商店门，高大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街角。     后来他多方打听，才知道“孙大个”名叫孙德厚，那四毛钱，可能是他准备给自己买包烟，或是给家里孩子捎块糖的，没有人想到他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知青解囊。     这件事成了赵援朝心底一个沉甸甸的结，他养好伤后，特意去七连找过孙德厚两次，想把钱还上，但却一直没能成功。     那份恩情，就这样被施恩者轻描淡写地搁置了，却让受恩者始终悬在心里。     时代的大潮裹挟着所有人向前，几年后，知青开始陆续返城。     赵援朝回到了上海，顶替母亲进了纺织厂。 但他总会想起北大荒那个寒冷的秋天那四张救急的一毛钱纸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赵援朝下岗了，凭借在农场磨炼出的韧劲，他东拼西凑开了间小小的五金店。     生意刚有起色时，一个老乡带来消息，说当年农场里的一些老职工，包括那位孙德厚师傅，晚年境遇不太好，农场改制后退休金微薄，身体也多病。     赵援朝心里一震，他托人多方辗转，终于拿到了孙德厚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的地址。   按照地址每半年汇一次钱，数额不多，每次三五百块，刚好够贴补些药费或改善点生活。     汇款单附言栏里，永远只写四个字：“农场故人”。   二零一八年，赵援朝接到一个来自黑龙江的电话，是孙德厚的孙子打来的，老人已于前一年冬天安详离世。     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了一沓厚厚的、来自上海的汇款单存根，时间跨度近二十年。     老人从未向家人提起过这笔钱的来历，只是每次都仔细收好。   赵援朝举着电话一时间无言，他忽然觉得，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那条断裂的尺骨早已愈合如初，但那四毛钱所连接起来的人性的重量，从未消失。   如今，完善的医疗保障和社保网络，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这种因几分几角钱而陷入绝境的故事。     那个时代终究是过去了，但关于如何对待一个陌生人的困境，这道题永远都不会过时。     主要信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