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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的一天,邢燕子被叫去了天津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不失礼貌地对她说:

1983年6月的一天,邢燕子被叫去了天津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不失礼貌地对她说:“新的市委班子成立了,这次就不安排你进常委班子了,不再当市委书记了。” 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再明白不过。邢燕子当时坐在那里,愣了几秒钟,脑子里嗡嗡的。她后来跟人说起过这事,说自己那会儿其实没啥激烈的反应,就是有点懵。毕竟从1958年下乡开始,二十多年了,她早就习惯了组织安排的一切,让干活就干活,让当官就当官,让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回不让干了,那就……不让干了吧。 她也没多问,问了人家也没正面回答,这事儿就算定了 。 回去的路上,她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六月的天津已经热得不行,她蹬着车子,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想起当年在宝坻司家庄,冬天砸冰窟窿打鱼,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想起带着那帮姑娘们起猪粪、打苇帘子,三个月挣了三千多块钱,全村老少爷们儿那个高兴劲儿 。那时候苦是真苦,但心里踏实啊。 后来就出名了,什么“铁姑娘”、“知青楷模”,名字上了《人民日报》,郭沫若还给她写诗 。再后来就越走越远,县里、省里、中央,五次见毛主席,十几次见周总理,毛主席过生日还请她去 。1973年当上天津市委书记,那年她才32岁。 可这个“市委书记”当得,她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名义上是市领导,实际上她一天到晚还是在村里待着,养猪、起粪、拾柴火。开会的时候去北京、去市里,开完会扭头就回地头儿 。她不拿工资,挣的还是工分,家里穷得叮当响,冬天两口子得去大洼里搂柴火回来烧 。有回人家叫她“邢书记”,她听了浑身不得劲儿,说“还是叫我燕子吧”。 所以说那天组织部找她谈话,她难受是难受,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什么想不通的。那个位子,她本来就坐得如坐针毡 。她就是有点不明白,既然当年非让她上去,这会儿又非让她下来,图啥呢?但这话她没往外说,就憋在心里。 那几年,像她这样“上去又下来”的人不少。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都是当年从基层上去的劳模代表,到了八十年代初,也一个个悄没声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时代在变,需要的人也在变。邢燕子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她懂一个理儿:人家让你干,你就好好干;人家不让你干了,你也得好好活着。 不当书记了,她还留在那个知青农场当党支部副书记。每天照旧下地,锄地、施肥,有空还去小卖部帮帮忙、去养猪场搭把手 。那会儿农场有个低压电瓷厂,生意不好,她没少帮着跑原料,一趟一趟的,求爷爷告奶奶,人家看见她都说,这不是那谁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她也不在乎,笑笑就过去了。 后来她被调到北辰区当人大副主任,分管环保。这回她倒是找到感觉了。天天往基层跑,查排污口、测水质,穿着雨靴子一家工厂一家工厂地转 。那几年北运河污染厉害,她硬是沿着河把所有的排污口都摸了个遍,写了两份报告,建议怎么治 。有人说她,都这个岁数了,还跑啥?她说,不跑干啥?坐在办公室里我难受。 1994年发大水,她已经五十多了,还上堤扛沙袋,不让照顾,非要跟年轻人一块儿干 。堤上的人看见她,都说这老太太真行。 回过头看邢燕子这一辈子,挺有意思的。她出名是因为肯吃苦、能干活,是那个年代最需要的“典型”。可也正是因为这个“典型”的身份,她被推到了一个她根本不想去、也待不住的位置上。等到时代的风向变了,她又像一片叶子似的,被轻轻吹了下来。听起来挺残酷的,但她自己倒想得开。她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啊,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 这话听着是自嘲,可仔细想想,里头有多少东西,是她不愿意说、也说不出来的? 她后来退休了,住老房子,家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有人去看她,她还乐呵呵地给人写字,写得最多的是“有志气,有骨气,受欢迎” 。2022年4月,她走了。听说灵车路过司家庄的时候,当年跟她一块儿打鱼、开荒、守堤坝的那些老姐妹,一排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拉手站在村口,静静地送她 。没鲜花,没横幅,就那么站着。 这才是她的位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