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淮海战役，有流言说华东野战军名将许世友缺席淮海战役，是因为与战役主要指挥者粟裕不和，甚至被刻意边缘化了。 历史的真相，当然不是这样。 淮海战役发起于1948年11月6日，当时距济南战役胜利结束仅一个多月，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首次攻克国民党十万重兵守备的大城市，此战由粟裕统一指挥全局，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以“牛刀子战术”八天破城，生擒王耀武，创下了攻坚战典范。 济南战役的完胜，为淮海战役创造了前提条件，而正是在济南战役之后，许世友并未随华野主力南下淮海战场，而是留在山东地区，这一安排从一开始就是中央军委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基于全国战略格局作出的正式部署，绝非个人恩怨所能左右。 坊间流传的“粟许不和”，主要来自于孟良崮战役与济南战役的两段传闻，看似有迹可循，实则均为脱离史实的误读与夸大。 孟良崮战役期间，有传言称许世友因部队频繁调动，在电话中与粟裕发生争执、摔掷听筒，被视为二人不和的开端。 但据华野作战档案与许世友回忆录记载，当时为隐蔽作战意图，命令由参谋与传令兵紧急传达，部队得知围歼整编七十四师后士气高涨，立即掉头回师，所谓“顶撞摔电话”，是后世将前线将领对行军强度的正常感慨，演绎为私人矛盾，许世友之女许华山也明确澄清，父亲始终尊称粟裕为“老首长”，绝无不服指挥之事。 济南战役中的兵力部署分歧，更是被放大为“将帅失和”的关键证据。 1948年9月11日，许世友抵达前指后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攻城兵力应更集中使用，确保攻坚效率，粟裕则从全局出发，坚持“攻济打援”的核心部署，以约14万兵力攻城、18万兵力打援，既要攻克济南，又要伺机歼灭徐州北援之敌。 毛泽东随即复电明确，作战部署由军委统一决定，攻城与打援的兵力分配是实现战役目标的必要手段，同时肯定许世友集中兵力的战术思路合理，要求其专责攻城、坚决执行命令。 这场电报往来，是解放军军事民主的典型体现，是战区统帅与前线指挥员的战术探讨，而非个人恩怨的爆发，两人均以战役胜利为唯一目标，从未有过路线之争或私仇。 从部队编制与作战任务来看，许世友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兵团的核心使命在济南战役后已由攻坚作战转为巩固山东解放区、肃清残敌、保障前线支前、警戒沿海方向，这是关系淮海战役成败的后方根基。 济南解放后，山东境内仍有青岛、烟台、长山岛等国民党军据点，胶济路、津浦路沿线尚有散敌骚扰，同时山东作为华东解放区的核心腹地，需要为淮海前线提供兵员、粮草、弹药、担架等海量后勤支援。 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出动民工218万人，担架5万副，大小车辆33万辆，筹粮4.52亿斤，如此庞大的支前体系，必须由一位威望高、善守善战的将领坐镇统筹，许世友长期在山东作战，深得军民信任，是镇守后方的最佳人选。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美国海军在青岛、烟台一带驻有舰队，国民党军随时可能依托海空优势在山东沿海登陆，威胁我军侧后，中央军委反复强调，必须以有力部队控制山东半岛，许世友率部留守山东，既是对内巩固后方，也是对外威慑外敌，这一战略重任，远比南下参战更为特殊且关键。 从许世友个人状况而言，济南战役前他便因旧伤未愈处于休养状态，中央军委1948年8月25日电报明确，在其身体许可情况下出任攻城总指挥，完成任务后可继续休息，济南战役期间他连日指挥作战，伤病复发、身体极度疲惫，战后经批准进入疗养，这是战争年代常见的将领休整安排，并非针对个人。 山东兵团的指挥工作，由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全面主持，而山东兵团所辖第7纵队、第13纵队等主力部队，均全程参加淮海战役，在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围歼杜聿明集团等关键战斗中屡立战功，也就是说，山东兵团的主力部队始终在淮海战场浴血奋战，只是司令员许世友因伤疗养并承担后方重任，未能亲临前线，这是指挥体系的正常调整，而非部队被排斥、将领被闲置。 再者说，淮海战役的指挥体系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控，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粟裕作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负责华野主力的具体作战指挥，他的所有部署均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同时服从总前委统一调度，根本没有权力随意排挤一位兵团级将领。 翻阅1948年10月至11月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全部电报，毛泽东多次明确指示山东地区的作战与支前任务，反复强调许世友部的职责是巩固山东、牵制敌人、保障前线，从未有任何排挤、闲置许世友的指令。 与之相反，中央军委对许世友在山东的工作高度肯定，济南战役后不久便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升任司令员，这是组织上的重用，而非边缘化。 从历史档案与将领后人回忆来看，许世友对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始终保持尊重，粟裕也高度认可许世友的勇猛善战与忠诚可靠，建国后粟裕母亲长期在南京生活，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主动悉心照料，尽显战友情谊，所谓“不和”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