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爽的“联合国岁月”，从1999年第一次驻联合国的青涩随员，到2020年47岁当上副代表，他几乎把“多边外交”刻进了DNA里。   1999年的联合国，正处在冷战结束后的“大变局”时期，科索沃战争刚打完，伊拉克又因为武器核查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刚到纽约的耿爽，被分配到政治处当随员，说白了就是个“打杂的”，整理文件、安排会议、记录各国代表的发言。   但这个“打杂”的活儿可不简单，联合国就像个复杂的“规则迷宫”，从文件怎么写、发言怎么说，到各国代表的脾气秉性，甚至开会时谁爱坐哪个位置，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   同事们说，那时的耿爽就像个“规则狂魔”，天天抱着《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议事规则》啃，笔记本上记满了各国代表的发言风格。   比如美国代表发言时，总爱用“遗憾”代替“谴责”，表面上看是在表达不满，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留退路，耿爽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语言背后的“小心思”。   种对规则的钻研劲儿，让他三年后升任三秘时，已经能熟练运用联合国的“语言体系”，在制裁委员会会议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再也不是个只会“端茶倒水”的新人了。 2003年，耿爽回国进入外交部国际司，开始了“多边外交全链条”的历练，从三秘到副处长、处长，再到参赞兼处长，他就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各种知识。   气候变化、反恐、维和……这些全球性难题，他都参与过解决，还主导起草了不少中国立场文件。   2005年到2006年，他还跑到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读了个国际关系硕士，这段留学经历，让他对西方外交思维有了更深的了解。   2011年，耿爽被派到中国驻美国使馆当参赞，负责多边事务，这段经历让他明白，多边外交不光是“开会吵架”，更是国家实力的综合较量。   2016年9月26日，耿爽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出现在蓝厅，近400场记者会上，他总是面带微笑，但一开口就能把对方怼得哑口无言，网友们送他外号“成语小王子”，其实，他的发言风格早就被联合国经历“打磨”过了。   比如回应美国对华301调查时，他说“美方有清单，中方也有清单，请大家少安毋躁”，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策略，就是他在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工作时总结出来的谈判技巧。   驳斥“中国威胁论”时，他引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古训，这种文化自信的展现，源于他对联合国多元文化环境的深刻体验。   2020年7月7日，耿爽向联合国秘书处递交全权证书，正式成为副代表，从蓝厅到联合国，他的身份变了，但风格没变，还是那么犀利，只是多了几分战略高度和规则深度。   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他直接点名美国阻挠停火决议，要求其“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在第76届联大六委会议上，他批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单边主义的遮羞布，呼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这些发言，既延续了他在蓝厅的“怼人”风格，又展现了联合国舞台所需的智慧和担当。   耿爽的联合国岁月，正好赶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变成“建设者”的关键时期，他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多边外交不是“到会打卡”那么简单，得下苦功夫学规则、攒经验、练思维。   从青涩随员到副代表，他始终对规则保持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怕事，而是为了在熟悉规则的基础上推动改革；他始终对国家保持忠诚，这种忠诚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现在单边主义又抬头了，有些国家总想搞“小圈子”，中国需要更多像耿爽这样的外交官：他们既能在蓝厅直面尖锐提问，也能在联合国和西方“斗智斗勇”，既能用成语展现文化自信，也能用国际法条款捍卫国家利益。   既熟悉西方话语体系，又能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耿爽的联合国岁月，不仅是他个人的职业传奇，更是一代中国外交人参与全球治理的缩影，他们的坚守和创新，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的多边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