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9日的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内突然传出几声沉闷的枪响，打破了劝业场一带的喧嚣。抗日名将吉鸿昌在二楼45号房间遇刺受伤，随后被赶来的法租界工部局巡捕带走，此次暗杀行动的首恶分子，是一个名叫吕一民的军统特务。 吕一民是河北宝坻县人，因是家中独子，自幼被父母异常宠爱，养成了骄横跋扈、胆大妄为的性格。 他之所以能够跻身这场暗杀行动，源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街头相遇。 1934年，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接到戴笠从南京发来的死命令：务必铲除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的吉鸿昌。 时任情报组长的王文感到此事棘手，急需招揽几名“胆大心细”的得力人手，他在天津寻觅数日无果后，转而前往北平。 就在西单商场的门前，王文竟意外撞见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 在那个瞬间，王文眼前顿时一亮，他深知这位表兄心狠手辣，正是执行暗杀的最佳人选。 两人接上头后，吕一民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将此视为投靠“委员长”飞黄腾达的良机，当即拍胸脯应承下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吕一民又拉拢了自己小八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入伙，叔侄二人一同潜回天津，在英租界马克斯道设立据点，像毒蛇一样开始了对吉鸿昌的监视与跟踪 。 那段时间，吉鸿昌的行踪确实诡秘，他先住在中心花园侧面的红楼，后因察觉气氛有异，又转移至国民饭店，长期包下二楼45号房间，以打牌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但这并未能逃脱吕一民等人的嗅觉。 为了准确辨认目标，这群特务在45号房间斜对面也开了一间房，日夜蹲守。 由于无法确定吉鸿昌在牌桌上的具体座位，狡猾的吕一民想出了一条毒计。 他让一个小孩佯装在楼道里拍皮球，故意将球扔进45号房间，然后以此为借口闯入房中取球。 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特务迅速扫视了屋内几人的衣着与位置。当时吉鸿昌身穿一件白褂子，与另外几人围坐打牌。 确认目标后，1934年11月9日下午，行动正式开始。 按照计划，吕一民负责在外望风接应，而王文则持枪冲入房间。但就在枪响前的瞬间，屋内正好打满四圈牌，众人搬庄换门，原本坐在位置上的吉鸿昌起身与刘少南调换了座位，刘少南顺势脱掉外衣，露出了里面的小白褂。 说时迟那时快，王文冲进去对准事先记准的穿白褂者连连开枪，子弹击中刘少南头部，他当场毙命，而跳弹也击中了吉鸿昌的右肩。 直到此时，吕一民等人才发现杀错了人，仓皇之中，他们顺着西餐部楼梯夺路而逃 。 尽管吉鸿昌并未当场殒命，但法租界工部局却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受伤的吉鸿昌逮捕。 两天后，在孔祥熙等人的外交施压与重金贿赂下，吉鸿昌被引渡至北平陆军监狱。 吕一民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参与了对这位抗日将军的刑讯，他动用了各种残酷的刑罚，试图撬开吉鸿昌的嘴，但得到的却是将军轻蔑的眼神与痛斥。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披着斗篷从容走上刑场，他折下一根枯枝，在雪地上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就义诗，最终坐在椅子上英勇就义。 而吕一民则因为在此案中的表现深得戴笠赏识，于1935年被擢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彻底踏着烈士的鲜血爬上了特务机构的阶梯 。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49年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清算旧账，追捕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当年的四名直接参与者中，两人已死于日寇之手，但首恶吕一民与吕问友却仿佛从人间蒸发。 其实吕一民并未远遁，他深谙“灯下黑”的道理，仅仅是从天津挪到了北京，化名“李善斋”，在西城西牌楼辟才胡同买下了一处小院，蛰伏下来。 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了胡同里一个提着鸟笼、悠哉游哉的遛鸟老头。 他平日里极为谨慎，极少与邻居交往，但凡有人问起他的过往，他立刻黑脸走人，生怕露出半点口风。这种伪装的确让他苟活了十七年，他甚至以为自己早已被历史遗忘 。 但新政权的公安部门从未放弃追查。 1951年初，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专案组经过缜密侦查与走访，逐渐将目标锁定在了这个行为乖张的“李善斋”身上。 1951年1月23日清晨，北京城寒气逼人，吕一民像往常一样提着鸟笼在胡同里转了一圈后返回院中。 他前脚刚踏进门槛，几名身着便衣的侦察员后脚便跟了进来。 当来人亮出证件的那一刻，吕一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手中的鸟笼“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再也没有了往日遛鸟时的悠闲气派。 在审讯室里，吕一民起初还试图狡辩，强调自己在刺杀行动中不过是负责“望风”的角色，企图避重就轻，但在历史事实面前，所有的谎言都显得苍白可笑。 1951年3月28日，天津市公安局在给法院的处理意见上明确指出：“查军统北京稽查处副处长吕一民一贯反人民，并曾杀害我抗日将领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处以极刑。”三天后的3月31日，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军统特务在天津伏法，就在同一天，他的侄子吕问友也一同被执行枪决。 正义的子弹虽然迟到了十七年，但最后还是为吉鸿昌将军的英灵献上了最沉重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