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一声野性的嚎叫，一张从不按常理出的牌——布鲁诺•杜蒙68岁生日快乐

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1958年生于法国巴约勒，是当今法国值得推崇和颇具争议的导演之一。如今，在法国导演布鲁诺·杜蒙的作品中，人们可以再次听到惠特曼笔下“野性的嚎叫”。因为想要与观众建立一种联系，他从学术界转行，投身电影界。在谈到他的第一部正片《人之子》（La Vie de Jésus）时，杜蒙将他拍摄电影的方法与法国流行的“纸上谈兵”式拍摄做了一番对比——“我对生活、人，及一些细小的事物感兴趣。电影应当为人的身体和情绪而存在。电影应重新在普通人之间被感触——那些平时不会夸夸其谈，却经历了诸多愉悦，情感，挣扎，对死亡充满悲悯之情的人们。他们不怎么讲话。但言语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情感。观众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东西，而不是由我去刻意传达。从依赖于人到依赖于情感，从依赖于人心到依赖于真相，电影的情绪由此流动。人类的孩子懂得这个真理，那就是城市的孩子，智能早已经失落了。”

杜蒙为艺术赋予了一种民主的精神，试图表现“平常人”的复杂性。在《人之子》中，以及后续作品《人啊人》( L’Humanité)中，“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杜蒙始对这一点始终执着如一，故而他的电影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真实和写实的风格。与其仅仅将手持摄影机对准真人真事，让任人摆布的假象每晚都在电视、网络上广泛传播，就如惠特曼一样，杜蒙再次发现了美丽与崇高之间的共通点，通过展现惊人且震撼的肉体画面，他发现了身体与政治结合后的产物，并逼迫我们用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回应它们。

这些画面在观众心里慢慢积淀，时不时会让人感到不安。杜蒙的电影缓缓地腐蚀那些我们构建出来，用以自我保护的可笑事实和猜忌，迫使我们真正地去感受。1999年戛纳，《人啊人》受到一片奚落声，这本应是件出乎意料的事，但《山姆》(Sam)的《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在次年问鼎奥斯卡，让人沮丧地发现，观众往往会放弃辨别真情实感的能力（或者说，那种能力已经消退了），当他们被要求做出绝对时，他们通常会大声表示反对。在《美国丽人》中，里奇·菲茨(Ricky Fitts)说了这么一段台词，“当我一想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美人，而我却不能拥有一个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平心而论，这一幕的冲击力还比不上一只塑料袋。那是一个一次性的画面，充斥着当代社会中廉价的人造情感，而杜蒙可不想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

杜蒙想将电影的“肉身、灵魂以及真理”归还给观众。这个信念让他与罗西里尼、布列松与帕索里尼一脉相承。我想在这些人之中还要加上塔可夫斯基，杜蒙像他一样将电影画面看做从复杂情感中揭发真相的潜力无限的工具。杜蒙对观众本能的、发自内心的回予以优待。他有意将自己的观众放置在一个令人恼火的位置上，并且刺激他们自己去找到一个出口：训练他们用带着理性的眼光去“解读”艺术影院银幕上的复杂画面，在他们掉入信息深渊的瞬间，逼迫他们拆散意象的陷阱、理清头绪——即便最终的“答案”可能并不存在。杜蒙喜欢为自己的影片赋予模棱两可的信息，让观众的每次尝试都落空。我们被迫去面对每个人面前诸多矛盾的情感：同感/反感，渴求/痛苦，归属感/恐惧，敬畏/困惑，超凡、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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