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作为杂牌部队师长的鲍汝澧想要投奔八路军，但他的部下都不赞成。师参谋长魏琳说：“以你的暴脾气能应付共产党吗？况且，共产党能要你吗？就算胡宗南把你的部队编掉，还不得给你一个高参当当，让你吃一碗饭。” 鲍汝澧当时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打了一辈子仗，从长城抗战到淞沪会战，身上伤疤叠着伤疤，可到头来还是个没根基的杂牌师长。部队里弟兄们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抗战刚结束，要是真被胡宗南吞了，别说弟兄们的出路，自己这半辈子血汗怕是都要白费。他想起上个月去西安开会，胡宗南的副官斜着眼看他，递烟都只给半截，那股子瞧不起人的劲儿，现在想起来还硌得慌。 魏琳这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鲍汝澧是出了名的炮仗脾气，上次跟友军协同作战，就因为对方抢功延误战机，他当场拔枪指着人家团长骂，若不是参谋死命拦着，差点闹出人命。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纪律严明，他那套带兵法子，怕是真合不来。 可话又说回来，八路军在敌后打鬼子那会儿，他亲眼见过人家战士饿着肚子啃树皮，打完仗还帮老乡挑水扫院子，跟老百姓亲得像一家人。反观自己这支队伍，名义上是国军，实则粮饷常被克扣，弟兄们穿的军装补丁摞补丁，连子弹都得省着用。 那天夜里，鲍汝澧在师部来回踱步，桌上摊着份报纸，头版印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他想起白天跟几个老部下聊天，有个营长喝多了酒说：“师长，咱跟八路干过仗，人家能信咱？再说了，投过去万一整编成游击队，咱这几百号人枪不就散了？”另一个排长接话：“可留在这，胡宗南能放过咱？上次他收编了张耀明的部队，好家伙，师部直属队全打散，营以上军官全调去后方管仓库，这不就是明摆着夺权嘛！” 鲍汝澧摸着腰间的勃朗宁，那是台儿庄战役时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他想起当年在滕县，川军弟兄们用大刀跟鬼子拼刺刀，肠子流出来还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底下钻。那时候他就觉得，打仗不为升官发财，是为让老百姓能安稳吃饭睡觉。现在抗战胜利了，国家却还要打内战，弟兄们要是再被逼着自相残杀，那这些年流的血算什么？ 第二天一早，魏琳又来找他，这次没提胡宗南，反而说起老家河南的情况：“老家那边听说八路军搞土改，贫雇农都分了地，逃荒的人陆续回去了。咱要是能把部队拉过去，说不定真能为老百姓做点事。”鲍汝澧盯着窗外操练的士兵，有个小战士腿上有残疾，走正步一瘸一拐，却还在认真喊口号。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当排长那年，带新兵训练，有个小伙子因为想家哭鼻子，他没骂，反而把自己攒的半块银元塞给人家买糖吃。那时候他就觉得，带兵先带心。 可顾虑也不是没有。共产党会不会怀疑他是假投诚？毕竟他手里这支部队装备虽说旧，但轻重机枪还有几十挺，这在当时的八路军队伍里不算小数目。再说，自己的履历复杂，早年参加过军阀混战，后来才被收编进国军，政治审查这一关能不能过？魏琳看穿他的心思，拍了拍桌子：“师长，咱别光想自己能不能过关，想想弟兄们跟着咱是为了啥。要是留在国军这边，早晚得被推上火线打内战；要是过去，至少能让大家堂堂正正站着活。” 接下来的几天，鲍汝澧悄悄托人打听八路军的联络方式。有次在茶馆听人说，刘伯承的部队在晋冀鲁豫边区搞生产，士兵们一边练兵一边种地，不打扰百姓还能自给自足。他想起自己部队驻地附近的村子，因为驻军催粮，老乡们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藏在地窖里，看见当兵的就躲。这种日子，他过够了。 直到有天傍晚，师部的电话响了，是胡宗南的秘书，声音冷冰冰的：“鲍师长，委座来电，让你部即刻开赴山西，归阎长官指挥。”鲍汝澧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他知道这是调虎离山，到了山西，部队要么被拆分，要么直接送上前线当炮灰。挂了电话，他看着墙上挂着的地图，手指从陕西划到山西，又慢慢移到河北、山东，那些地方有八路军的根据地，有正在分田地的老乡，有不用躲着百姓的士兵。 魏琳站在门口，看见他盯着地图发呆，轻声问：“师长，想好了？”鲍汝澧收回目光，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条路难走，可能还没见到八路军就被缴械，可能被怀疑、被审查，甚至丢了性命。但他更清楚，留在原地，等待他和弟兄们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消耗和背叛。就像当年在战场上，明知前面是鬼子的机枪阵地，也得带着弟兄们往前冲——有些选择，不是为了活下来，是为了活得像个人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