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闻一多在父母强行施压下，迎娶了从未谋面的远房表妹高孝贞。洞房之夜，闻一多以为不与高孝贞同房就可以摆脱这份情感束缚，却没想到两人竟将婚姻生活进行到底了。 婚礼当天，闻一多把自己锁在书房，花轿都到门口了才被人请出来。他提了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跪拜、不闹洞房，父母全答应了。 仪式走完，闻一多转身回书房，翻开《律诗的研究》读了一整夜。对他来说，高孝贞不过是旧礼教安排到他面前的一个陌生人。 婚后没多久，闻一多便远赴美国。1922年8月，他抵达芝加哥艺术学院，和罗隆基、钱宗堡合租了一间公寓，每天吃面包罐头，喝白水。 物质上的清苦倒还忍得住，真正让他难受的是另一件事。 那几年，他在美国亲眼看见中国留学生被人以异样眼光对待，在某些场合公然受到歧视。国家积弱，个人的体面也跟着矮了一截。 1925年3月，在一种极度压抑的情绪里，他一口气写完了《七子之歌》，把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七处被列强占据的土地，写成七个被迫离开母亲的孩子，用孩子的口气喊着要回家。 他写完后第二天就给梁实秋写信，称这组诗是"国家主义的呼声"。 同年7月，《七子之歌》刊登在《现代评论》上，反响热烈。 学成归国后，闻一多并没有继续走诗人的路，而是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32年回到清华大学后，他讲唐诗、讲楚辞，把家眷接到清华园，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日子。 朋友说他那段时间几乎不下楼，埋头治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何妨一下楼主人"。《唐诗杂论》《楚辞校补》《神话与诗》，一部接一部，《楚辞校补》后来还在1944年获得了教育部的学术二等奖。 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被迫南迁，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没有选择留下或绕道，而是加入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入滇，走了68天。 沿途他带着纸笔，画了五十多幅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写生，也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了普通百姓怎样活着。 真正让闻一多彻底改变的，是1944年夏天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他亲眼看见国民党拉来的壮丁，衣衫破烂，被绳子拴成一串，路边还躺着奄奄一息的人。 另一件是他在军队服役的侄子路过昆明，当面向他哭诉部队里的腐败和士兵的遭遇。那之后，闻一多闭门想了整整一个星期，出来后开始公开发表支持学潮的言论。 同年秋天，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四名学生遇难。闻一多亲自为死难者书写挽词，出殡时拄着手杖走在队伍前列，还写下《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事件经过公之于众。 这一切，高孝贞都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