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史沫特莱病逝于英国伦敦，她的遗嘱骤然震动北京：全部财产赠予朱德，唯愿遗骨归葬中国大地。 遗嘱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在密苏里矿区长大的美国女人，父亲是暴躁的矿工，童年靠送报纸、当女佣、卷香烟熬过来，和中国八竿子打不着，怎么会把最后一口气都留给这片土地？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从1936年的西安讲起。 那年秋天，史沫特莱以养病为由，悄悄来到西安。安排她入住的是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为防南京国民政府察觉，刘鼎把她安置在距西安三十公里外的临潼，连日常吃的面包都得专人从城里送过去。 同一时间，另一名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也察觉到西安将有大事发生，却被刘鼎一再劝说，最终乘首班火车离开。就这样，史沫特莱成了西安城里唯一留守的外国记者。 1936年12月12日深夜，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士兵搜查西京招待所时，顺手拿走了史沫特莱的钱包、钢笔、手电筒和胶卷。 得知消息的史沫特莱跑到院子里大声呼号，随后找来通行证和纱布绷带，背起急救箱在城内四处为伤员处理伤口。 南京方面立刻封锁消息，捏造说"张学良已被刺杀"、"红军洗劫全城"。张学良委托史沫特莱主持对外广播，每天四十分钟，以英语和德语向世界播报西安的真实状况。 广播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内，史沫特莱的声音穿过短波电台传到上海，传到欧洲，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西安。 西安事变平息后，史沫特莱随人护送，混出封锁线，辗转三周，于1937年1月底抵达延安。 到延安的当天晚上，美国医生马海德陪史沫特莱去见朱德。在此之前，史沫特莱读到的关于朱德的文字，不是"赤匪头子"就是各种耸人听闻的标签。 真正站在面前的朱德，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衣服，脸色黝黑，笑起来满脸皱纹，活脱脱就是个老农。 之后每周有两三个晚上，史沫特莱坐在延安窑洞里，就着油灯听朱德讲从四川佃农之子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些素材日后成为《伟大的道路》的骨架。 在延安，史沫特莱做的不只是采访。她发现延安藏书极度匮乏，便主动请缨担任鲁迅图书馆外文部的管理员，托上海、北平的朋友寄来大量外文书刊。 短短两个月，外文部便有了英、俄、日、德、法等语种的刊物，填补了一大片空白。与此同时，史沫特莱还积极联络国际社会，呼吁派遣医疗队来华支援。 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后来奔赴中国战场，印度医生柯棣华带队来华并以身殉职，史沫特莱的奔走呼号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史沫特莱准备随队出发时从马上摔落，伤了背，只能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伤一好，她就追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随部队进入山西北部山区，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采访的外国记者。 炮火打响时，史沫特莱给伤员包扎；行军的间隙，把打字机摆在膝盖上赶稿子。 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入土，朱德亲笔在墓碑上题写"中国人民之友"。那笔遗留的稿费，朱德一分未动，全部购置了国外科技书籍，捐给了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