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鲁迅写了关于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老蒋大怒，派沈醉前去"处理"，最终沈醉在鲁迅门前蹲守半个月，最终却放弃了。 沈醉是军统的王牌特务，年纪不大，手段老辣，接到戴笠的命令后就带人去了上海。鲁迅当时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那是外国人管辖的地盘，国民党的手伸不进去。 沈醉蹲了几天就发现情况不对——进出鲁迅家的人，一个比一个来头大，尤其是宋庆龄的汽车隔三差五就停在门口。 沈醉心里清楚，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动鲁迅等于把整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搬到台面上来。最后沈醉给戴笠发了封电报，大意是"目标情况复杂"，这事就这么拖黄了。 沈醉为什么不敢动手？表面上看是宋庆龄撑腰，租界不好下手，但真正让国民党投鼠忌器的，是鲁迅背后那张编织了二十多年的关系网。这张网的核心人物，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跟鲁迅的交情，得从1912年说起。那年中华民国刚成立，蔡元培当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教育部任职，就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 蔡元培一听，很痛快地说，自己早就仰慕周树人的名字，正打算写信请他来北京，让许寿裳赶紧代为邀请。原来蔡元培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就读过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对这个绍兴老乡印像深刻。 鲁迅到了北京后，被安排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当科长，同时挂着佥事的头衔。 佥事是什么概念？教育部的架构是总长、次长、司长、科长，佥事兼科长的级别搁到今天，差不多相当于副司长。鲁迅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四年，从1912年干到1926年。 这十四年里鲁迅可不是混日子，中华民国的国徽就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也是蔡元培专门托鲁迅画的，这个校徽用到现在都没换。鲁迅还参与了注音字母方案的制定，这些都是写进档案的实事。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鲁迅因为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上了北洋政府的通辑名单。没办法，只好离开干了十四年的教育部，一路南下去了厦门、广州。 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又因为校方不肯营救被抓的学生，加上不愿跟顾颉刚做同事，鲁迅一怒之下辞了职，带着许广平跑到上海。这一下问题来了——没有固定收入，日子怎么过？ 关键时刻又是蔡元培出手。1927年10月，蔡元培当上了国民政府大学院的院长，专门给鲁迅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名义，每月发三百块大洋。 这笔钱从1927年12月开始发，一直发了四年零一个月，总共一万四千七百块银圆。鲁迅拿这钱买了大量的书和画册，还资助了不少进步团体和青年。 不过两人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1926年蔡元培加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后，提倡什么"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鲁迅看不惯这种态度，在《无花的蔷薇》里直接点名批了蔡元培的字号"孑公"。 那段时间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但蔡元培这人有个特点——公私分明。 哪怕鲁迅骂过他，该帮还是帮。郭沫若后来评价说，鲁迅能进教育部、能进北京教育界，全靠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去世，蔡元培对他的友谊始终没变过。 1931年底，南京政府以"绝无成绩"为理由，把鲁迅的撰述员津帖给停了。蔡元培还专门去说情，但没能保住。 鲁迅在1932年3月写给许寿裳的信里提到这件事，说"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本人其实知道这个拿津贴的"周豫才"就是鲁迅。 据许广平回忆，有人去告密，蒋介石听了非但没发火，反而说自己素来敬仰鲁迅，还想见他一面，只要鲁迅愿意去日本待一阵子，通缉令可以撤，职位也保留。鲁迅当然没答应。 蔡元培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鲁迅身边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这道墙不是哪一个人的面子，而是整个江浙知识分子圈层的集体信用。 鲁迅早年是光复会的人，跟秋瑾、徐锡麟是同一拨革命党，许寿裳、蒋梦麟这些当年的老战友，到了1933年早已经身居高位。在南京政府里，浙江人扎堆，鲁迅的"绍兴人"身份本身就是一张隐形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