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罗广斌被叛徒供出，特务知道他是国民党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在抓捕之前给罗广文打了个电话：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党。 罗广斌在中学时期，他爱上了一个叫小梅的穷苦女孩。门不当户不对，这段纯真的感情直接被家里暴力拆散，他甚至被家里禁足了整整三年。这场封建家庭的暴力干涉，反而成了他思想觉醒的催化剂。他开始疯狂读书，渴望冲破牢笼。1944年，他如愿考入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彻底放飞了自我。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师马识途，接触到了大批进步青年，眼界彻底打开。当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对普通百姓、对爱国师生的残暴镇压，亲眼看到身边三十多位师生被当成俘虏押走时，他彻底看清了那个政权的邪恶底色。信仰的种子，就这样在他心里生了根。1948年3月，在江竹筠等人的介绍下，罗广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罗广斌在家中被捕。被捕的那一刻，他没有慌乱，甚至觉得踏实，因为最要命的机密文件已经被他烧毁了。到了渣滓洞，特务们反而犯了嘀咕。毕竟是罗广文的亲弟弟，万一哪天罗广文翻脸呢？所以，罗广斌在狱中的初期待遇堪称“魔幻”：别人吃馊饭挨皮鞭，特务却给他一天三顿安排肉菜，还不敢轻易动刑。 这种优待，对一个地下党员来说，简直是最毒的软刀子。难友们看他这副“少爷做派”，都以为他是靠关系进来镀金的，对他敬而远之。如果是意志薄弱的人，受不了这种委屈可能就崩溃了，甚至干脆顺坡下驴。但罗广斌骨子里的倔强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面对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审讯诱降，他一口咬定不知道。当父亲提着高级西装跑到监狱里劝降，告诉他只要点个头，哥哥一句话就能把他捞出去时，罗广斌的做法绝了。他当着所有特务的面，狠狠把西装摔在地上，指着鼻子告诉他们：我罗广斌是共产党，绝不当你们罗家的少爷！ 这一摔，摔断了特权阶级的金枷锁，也摔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徐远举都忍不住感叹，这是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 为了融入难友，他不屑于空口辩解，只靠默默做事来证明自己。放风的时候，别人骂他叛徒，他低着头帮大家补破烂的草鞋；特务逼他写悔过书，他提笔就写“打倒蒋介石”，被打得鲜血直流也一声不吭。最让人震撼的，是1949年春节前的那次保外就医。家里花重金把他保释出去，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少爷绝对不会再踏进这人间地狱半步。结果他竟然揣着从家里偷偷弄来的大量药品和经费，自己走回了渣滓洞！看门的特务都看傻了，问他脑子是不是有病。他却平静地留下一句话：我的同志还在里面。这掷地有声的几个字，彻底击碎了所有的质疑，狱友们看他的眼神，从此全变成了生死相托的信任。 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日子，是把人当畜生折磨的炼狱。可罗广斌却在这里硬生生蹚出了一条生路。他在白公馆参与秘密发行《挺进报》，和陈然一起用红被面制作五星红旗。就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准备疯狂屠杀的前夕，他成功唤醒了看守杨钦典的良知。1949年11月27日深夜，这是重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国民党特务开始血洗白公馆和渣滓洞，枪声伴随着烈士们的惨叫，鲜血染红了歌乐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钦典偷偷打开了牢门。罗广斌带着仅存的十几名难友，趁乱冲出牢笼，在乱葬岗里死死趴了一夜，这才死里逃生。 重庆刚解放，街头还硝烟弥漫。死里逃生的罗广斌根本顾不上休息，他脑子里全是在狱中跟难友们日夜讨论的总结和血泪嘱托。白天，他接待脱险同志，操办烈士追悼会；晚上，他趴在床上奋笔疾书，眼泪把信纸都洇湿了。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份两万多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就这样带着滚烫的血迹交到了党组织手里。这份报告，后来成了震撼时代的巨著《红岩》最原始、最真实的骨架。 历史的剧本往往充满了戏剧性。就在罗广斌九死一生的时候，当年那个说“抓吧”的哥哥罗广文，也在1949年12月看清了形势，率部在四川郫县起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兄弟俩再次相见时，早已物是人非。罗广文看着弟弟满身的伤痕，几度哽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罗广斌却很释然，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承受了命运的碾压。 到了1961年，罗广斌和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横空出世，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发行量是个天文数字，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可让人无比感动的是，翻开这本厚厚的书，里面有江姐、有许云峰，有无数铁骨铮铮的烈士，唯独找不到罗广斌自己的影子。面对巨大的荣誉，罗广斌退缩了。他总是反复强调：真正伟大的是那些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同志，我只是个幸存者，替他们把故事讲出来而已。 然而，命运对这位硬汉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这位在国民党枪林弹雨和酷刑拷打下都未曾屈服的战士，却在1967年的动荡岁月里，含冤坠楼身亡，年仅43岁。直到今天，他的坠楼原因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