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批判乾隆，最为猛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老黑以为当属鲁迅。 鲁迅对乾隆的批判，并非针对皇帝个人的起居注或性格缺陷，而是将矛头直指其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政策。 在鲁迅看来，乾隆朝是清代文化高压政策的集大成时期，其手段之周密、影响之深远，在历代王朝中都极为罕见。 鲁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互为表里的维度：一是以“钦定”为名的《四库全书》篡改古籍，二是以“肃清”为实的文字狱戕害思想。 对于《四库全书》这一被清廷自诩为“文治盛世”的浩大工程，鲁迅一向持最彻底否定的态度。 他曾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愤然写道：“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项工程的核心目的并非保护文献，而是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字清洗”。他借用了清代考据家“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说法，进一步断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在鲁迅的论述中，乾隆帝通过“寓禁于征”的手段，将一切不利于满洲统治、带有民族思想或“反骨”的文字尽行删削或焚毁。 有研究者统计，鲁迅将乾隆的这种行为概括为“删改”与“钦定”两大罪状，认为这是古书遭遇的“三大厄”之一。 他甚至将乾隆的“文化统治”与康熙、雍正并提，指出“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方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意即文字狱是“堵”，而修书删改是“疏”与“导”，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禁锢思想的目的。 在剖析文字狱时，鲁迅更是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乾隆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 他并不完全认同将文字狱简单归结为“笑骂了清朝”的传统看法，而是提出了“隔膜”这一著名论断。鲁迅认为，“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所谓“隔膜”，是指下层读书人完全无法理解帝王的思维逻辑，他们往往怀着“一腔忠心”或卑微的功名之望，上书献诗，却因触动了帝王那根因文化自卑与专制权力交织而变得异常敏感的神经，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这种上下信息的彻底断裂与心理的完全错位，使得文字狱成为了一种无法预测、无从躲避的“天威”。 鲁迅的剖析，将批判的锋芒从具体的案件引向了整个专制体制的荒谬性与残酷性。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批判始终保持着一种历史学家的审慎与精准。 他虽然猛烈抨击《四库全书》的“毁书”之弊，但其锋芒所指，始终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乾隆皇帝，而非具体执行的总纂官纪晓岚。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只是客观介绍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绾书局者十三年”；在评价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时，他也能心平气和地分析其文学风格的得失。 这种区分，恰恰源于鲁迅对清代政治运作机制的深刻理解：在乾隆那样严密的文化专制下，纪晓岚之流不过是“高级打工仔”，必须无条件遵循和体现乾隆的旨意。这种批判的精准性，反而更加坐实了乾隆作为一切文化罪责最终承担者的历史形象。 鲁迅批判乾隆，最有意味的，老黑以为是讥讽、批评当时流传甚广的“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这类野史传闻。 1934年，鲁迅曾在《中秋二愿》中讽刺道，这种说法无异于“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他批评国人“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的陋习，并许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这看似与批判乾隆无直接关联，实则折射出鲁迅对待历史的态度：他反对用庸俗的血缘猎奇来消解历史的严肃性，反对将复杂的民族压迫与文化专制问题，简化为宫廷绯闻。 鲁迅提醒我们，我们要批判的是那个作为专制符号的“乾隆”，而非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