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身为有夫之妇的袁竹林被日本兵强奸，怀孕之后，日本兵让她躺下，随后在她肚子上放了条板凳，紧接着，一个100多斤的壮汉二话不说、猛地一屁股坐了上去。 真要追溯袁竹林那一生的变故，还得从1940年江汉平原一场令人喘不过气的大饥荒说起。 那年春天，她还不到20，家里米缸底见了，还得天天去婆婆屋里添火烧水。 半夜井水冷，早上灶灰腌着手，男人早跟着难民潮逃去了重庆，家里只剩下她和饿巴巴的婆婆。 偏偏天不管人事，她原本第二任丈夫是个会偷嘴的，扔下家底溜得不见影。 袁竹林在烦闷日子里熬着，也没想过投靠谁。可人穷了容易掉坑，这话没错。 那天，村里来了一个穿得精鲜的女人，脚下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她叫张秀英，是同乡，平时在武汉混过，说是“城里旅馆招工，月薪二十大洋，包吃住，只要勤快就成。” 活路难找，有米吃饭就有人信。袁竹林实在没法子，心里还有点侥幸，一路跟着上了张秀英的小船。 谁知道船一靠岸，迎面等着的不是伙计，反倒是泥墙外头的刺刀和门口蹲着的狼狗。 鄂州观音庙的门楼都歪着，张秀英却突然变了脸，冲着日军士兵喊了几句他们听得懂的话。 原来，她和丈夫早就给日军做眼线，这种“招聘”就是往火坑里送命。 被骗过去的一船姑娘，有的喊爹娘，有的捶胸口，袁竹林愣是没哭出来，手心尽是冷汗，刚要跑就被一个高个子的兵一脚踹倒。 观音庙外墙拉了铁丝网，院子里有人持枪放哨，里面女人被强行换名，全都改成日文的“号头”，袁竹林从此叫“吗沙姑”，一听这声调就犯恶心。 她后来回忆，那天和她一起骗人的还有七八个姑娘，大多数是二十上下的闺女，还有一两个刚满十五。 都被逼着收拾干净头发，每天打扫完地堂就得“接客”，就连来了月事，也别想歇一天。 日军有明文规定，说什么“卫生第一”、用避孕套，其实根本没人在意她们的死活。 袁竹林长得白净，被当做良家妇女“新货”，被军官和士兵轮番糟蹋。 常常有人借故推托，说“新来的不懂规矩”，有意不用任何防护。 很快她就怀孕了，但这个孩子能不能诞生，压根轮不到她。 某天日本军医来了，两个白衣男拖着她到屋外泥地。泥地冰凉，一条长板凳横在肚子上。旁边站了一个穿黑皮靴的壮汉，体重怕是有二百斤。 接着，中间的军医手一挥，壮汉二话没说，“唰”地坐下来。 骨头咔嚓响，袁竹林当场晕死过去，后背全是冷汗。 等她醒来，地上全是血，嘴唇发青，呼吸跟拉风箱似的急促。 有一回，她还曾和湖北的留美子姐妹偷偷溜出围墙，夜里头猫着腰准备跑，刚到外头斜坡就被日军逮个正着。 当兵的扯着她头发就往墙上撞，额头青的发紫，捂着脑袋只觉得眼前直冒金星。 从那以后，袁竹林落下一辈子头痛的毛病，有的时候半个月不清醒。 逃跑失败就等着被毒打，还被灌药堕胎，身子彻底坏了。 后来她被军官藤村盯上，还沦为所谓的“私人玩物”，送酒慢了几分钟，被军靴猛踢了背，摔在地上整个人蜷成弓，腰再也没能直过来。 等日本投降了，日军退走时，那个西山军官还当面问她，要不要跟着他们去日本，或者投奔新四军，她什么都没选，只想跑回家找母亲和女儿。 还没进家门，邻居悄悄告诉她，家里的小丫头三岁还不到，饿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她差点晕倒，嚎了一天一夜，后来村里人要安慰都张不开嘴，谁也想不到这女人到底遭了多少罪。 可饱经风霜的她没能熬到现实善待。 到了一九五八年，村里组织“忆苦思甜”大会，因被告发她当年在外头受过日军欺负，就被人“定性”为“日本军妓”，直接送黑龙江劳改去了。 熬过了十几年劳改，袁竹林才回湖北，正赶上社会风气逐渐宽松了些，但生活压力还是压在人身上。 就这样到了九十年代，社会上议论“慰安妇”问题，不少人都不敢露面，但袁竹林不一样。 她拿着护照和起诉书，成了中国大陆最早一批公开站出来向日本提起诉讼的原告之一。 1998年，她在律师童增的陪伴下，从湖北一路到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她字字分明说自己要的是赔偿要的是谢罪，不是日本人的同情施舍。 会后，李碧华以她的故事写成小说，名字叫《烟花三月》，不少年轻人才第一次知道，中国的历史缝隙里还藏着那么多说不出口的苦。 后来，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提议一次性支付二万美元叫做“抚恤金”，袁竹林上来一句“我要的是正义，不是小恩小惠”，断然拒绝。 有人不理解，说有钱干嘛不拿，活着受了那么多罪，老了得个安慰也好。 她反而冷静，说自己要的是一纸承认，不是带血的钱。 到2006年三月，袁竹林在武汉因病离开人世。 板凳能压塌肉身，但痛是记不糊涂的。她没让记忆烂在私底下，而是把冤屈变成了一道警示线，告诉后人，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是为了让仇恨延续，无非是提醒世人，板凳的阴影永远都不能再落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 信息来源：袁竹林——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