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党对叛徒进行彻查，发现护送瞿秋白的周月林被俘后，却平安无事，就怀疑她是叛徒，直到24年后，才发现周月林是无辜的！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罗汉岭从容就义。临刑前，他坐在草坪上，微笑着说出“此地甚好”四个字，随后英勇牺牲。 瞿秋白牺牲了，可周月林和张亮去了哪里？正是因为她们俩后来的“平安无事”，酿成了长达数十年的连环历史悲剧。 当时敌人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瞿秋白这个“匪魁”身上，由于周月林和张亮死战不退的隐瞒，敌人始终没能识破这两位女红军干部的真实身份。最终，国民党当局仅仅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判了她们10年徒刑。到了1938年，局势发生大变，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政治环境有了很大松动。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有个老同学恰好在国民党地方党部任职，出于同窗情谊和恻隐之心，他暗中出面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和张亮保释出了监狱。 两位历经磨难的女同志重获自由，本该是一件幸事。可是，在那个残酷绝伦的战争年代，同志之间的信任往往脆弱得不堪一击。你活着从监狱里走出来了，高级领导人却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这种强烈的反差，立刻招来了极其致命的猜疑。 张亮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她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摸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项英。哪知道项英满腔怒火，内心早已认定就是妻子出卖了瞿秋白。面对张亮的百口莫辩，愤怒到极点的项英，竟然拔出手枪，亲手终结了妻子的生命。张亮连一句完整的解释都没来得及说，就背着“叛徒”的千古骂名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周月林这边，同样犹如浮萍。她出狱后到处打听，却根本找不到党组织的接头人。她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梁柏台其实早在突围时就已经壮烈牺牲。孤苦无依的周月林，无奈之下只能流落到大上海，嫁给了一个忠厚老实的普通船工，从此隐姓埋名，过起了默默无闻的平民生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到了解放后。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心里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坎，她向中央有关部门强烈提出，必须揪出当年出卖瞿秋白的元凶，给烈士一个交代。 在开展调查的时候，办案人员用最朴素但也最要命的排除法去倒推：当年一起被抓的就那么几个人，何叔衡战死，邓子恢成功脱险，瞿秋白英勇就义，张亮被项英击毙。活到现在的知情人，满打满算，只剩下一个周月林！ 所有的疑点和怒火，瞬间全部对准了周月林。 1955年8月24日，毫无征兆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突然敲开了周月林的家门，一副冰冷的手铐戴在了她满是老茧的手腕上。周月林彻底懵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舍生忘死保护过的组织，有一天会以抓叛徒的名义将她逮捕。 直到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判决书，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重罪，判处周月林12年有期徒刑。由于这顶帽子实在太大，刑满之后她依旧无法重获自由，继续被关押在监狱里。 在暗无天日的铁窗生涯中，周月林从中年熬到了晚年，挺直的脊背弯了，满头青丝也变成了刺眼的白发。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她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极其硬挺的气。她坚信自己绝对没有叛变，她每天都在苦苦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周月林苦盼的这一天，足足迟到了24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春风终于吹透了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一大批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昭雪。年过七旬的周月林，用颤抖的手再次向上级部门递交了申诉书。这一次，党史研究人员和复查组的同志们拿出了挖地三尺的劲头，进行了极其细致的重新调查。 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故纸堆里。调查人员翻阅了成百上千份国民党当年的旧档案和旧报纸，终于，在一份泛黄的国民党旧报纸上，他们找到了一条犹如惊雷般的新闻报道。上面赫然写着：“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 这简短的一行字，彻底劈开了压在周月林头顶几十年的历史阴霾！ 再结合公安部门后来掌握的其他口供，完整的真相终于拼凑了出来：原来，真正导致瞿秋白身份暴露的元凶，一方面是那个躲在暗处指认的收发员叛徒郑大鹏；另一方面，则是当时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当年万永诚在突围中战死，徐氏不幸被俘，这个女人终究没能熬过敌人的严刑拷打，开口供出了瞿秋白曾经在当地逗留过的情报。敌人正是顺着这条线索，在俘虏营里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气质非凡的瞿秋白。 这一切的背后真相，与周月林、张亮毫无瓜葛！她们在狱中受尽折磨，咬着牙死扛到底，宁可坐牢也没有吐露半句真言。她们是真正的红军硬骨头，却因为命运的捉弄和历史的阴差阳错，平白无故背上了叛徒的千古骂名，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一生。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下达了再审判决书：彻底推翻原判，宣告周月林无罪，予以全面平反。 当接过那份迟到24年的判决书时，73岁的周月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24年的屈辱、误解、高墙与铁窗，终于换回了干干净净的“清白”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