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接管上海的山东干部走进旧财政局，发现对面交接的国民党局长，竟是潜伏了24年的地下党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苏州河以北方向的枪声渐渐平息，一队穿着草绿色细布军装的人马快步走进了位于江西中路福州路口的旧上海市政府财政局。     带队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个头不高，眼睛很亮，名叫顾准，他的公开身份是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实际带队的这支部队有个代号，叫“青州总队”。     按照事先的部署，他们是来接管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财政大权的。     双方代表坐定，一方是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山东干部，一方是穿着笔挺中山装的旧财政局官员。     交接仪式很顺利，国民党方面的财政局长汪维恒配合得近乎完美，把所有账本、钥匙、档案一样样点清交割。     就在仪式快要结束、众人准备起身时，这位汪局长趁人不备，悄悄凑到顾准耳边，压低了嗓子说了一句话。     顾准听完，整个人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顾准当时并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人，党龄比他自己年龄都大。     汪维恒是1924年入的党，比顾准出生还早一年，后来奉组织命令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情报工作，一藏就是二十多年。     上海解放前夕，他原本在台湾，接到命令后称病回到上海，阴差阳错被任命为财政局长，这才有了这场戏剧性的交接。     顾准不敢耽搁，立刻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副市长潘汉年，核实身份。     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两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从此，这位潜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国民党局长”，脱下旧制服，换上中山装，成了顾准最得力的副手，共同撑起了新上海的财税摊子。     这支“青州总队”全是财经方面的精兵强将，号称“不拿枪的士兵”。     陈毅市长看着这支队伍，曾笑着说这些人“个个都是人精”。     可“人精”们进了大上海，也闹了不少笑话。     第一次喝咸菜豆瓣汤，有人私下嘀咕，这不就跟老家的猪食一样吗？第一次用抽水马桶，上海同志反复叮嘱，千万不能蹲在上面，得坐着。     第一次洗澡，发现楼里有专门烧热水的不间断澡堂，这帮从硝烟里滚出来的汉子简直看呆了，那一回，算是彻底洗掉了身上的虱子。     可就是这么一群连马桶都不会用的“土包子”，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     当时人民币刚进上海，银元贩子公开在街上敲着银元倒卖，物价一天涨几回，一百元人民币兑换一块银元，没几天就跌到一千八，两千。     顾准和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也是山东南下干部）联手，一边查封证券大楼端掉投机窝点，一边贴出套红署名的征税布告。     陈毅找到顾准，话不多，就一句：新中国急需用钱啊。     顾准心里有底，他大胆起用了旧政府的五百多名留用人员，那些曾经给资本家做账的会计师，照样请回来查账收税。     他反对在济南用过的“民主评议”摊派法，坚持搞“查账征税”，把商户分门别类，账本齐全的大户由市局专管，小户和个体户定期定额征收。     这一手很快见效，到了1950年，上海的税收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二十二，成了新中国最大的钱袋子。     更有意思的是，顾准和汪维恒还联手干了一件事：开征地价税。     那些在租界时代留下的外国建筑，跑马厅、跑狗场、哈同花园、沙逊大楼，过去洋人占地不交钱，国民党也不敢收。     顾准把税率定得高高的，汪维恒拿出地下工作时偷偷保存的详细房捐地图，一笔笔算清账。     洋人交不起税，有的找本国政府告状，英国内阁还专门开会讨论，最后只能承认，一个主权国家收税，谁也说不出啥。     最后，这些豪华建筑折价抵了税，跑马厅成了今天的人民广场，哈同花园成了中苏友好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