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一九四九年的冬天，成都的夜晚冷得钻心。     十二月六号深夜，将军衙门看守所的牢门突然被踢开，一个特务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名单，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朱君友，出来！”那一刻，这个三十二岁的男人心里最后一点侥幸彻底碎了。     他早就听说过，毛人凤到了成都，亲自批了一份三十六人的枪决名单，上面全是关在这里的政治犯。     他知道，自己的名字一定在那上头。     朱君友是成都出名的“朱半城”家的六少爷，家里开着煤矿、银行，半个城的产业都姓朱，人称“朱财神”。     可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少爷，偏偏是个“逆子”。     早在一九三八年，他才二十一岁，就瞒着家里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的“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后来读四川大学，干脆把家底往外掏，金条、首饰、祖宅的钱，一笔一笔悄悄送给地下党当经费。     他父亲朱茂先起初不知道，等发现账上少了十几根金条，气得浑身发抖，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朱君友揣着进步书刊路过玉带桥，碰上特务设卡搜身，当场被抓。     关进看守所后，特务把他吊在房梁上“鸭儿浮水”，一米八的大个子，被反绑着双手双脚，一次次摁进水缸里，拉出来时浑身是血，皮开肉绽。     可他咬死了不吐一个字。     审讯记录上，特务只写了四个字：“态度顽固”。     关在将军衙门的那些日子，朱君友认识了同狱的很多人。     杨伯恺是双重身份的中共党员兼民盟成员，以前跟他就住同一条街，可狱里不让说话，每天放风那几分钟，两人只能用眼神打招呼。     华西大学的女学生毛英才，个子小小的，是里头最年轻的一个，朱君友后来总说，“可惜了这些年轻人”。     还有个叫吴惠安的，受刑瘸了一条腿，大家都叫他“独腿将军”，没事就爱跟朱君友摆龙门阵。     这些面孔，在十二月的黑夜里，一个一个印在他脑子里。     十二月六日深夜被带出牢门时，朱君友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他刚跨出监狱大门，就瞧见夜色里站着两个人：杨夷甫和徐季达。     杨夷甫是他妻子的亲哥哥，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徐季达是特务头子徐中齐的亲弟弟。     这两人朝他使了个眼色，又摇了摇头，示意他别吭声。     朱君友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明白了——家里人在救他。     原来，他父亲朱茂先听说儿子上了死刑名单，急得顾不上什么“断绝关系”，四处托人找关系。     杨家是辛亥革命元老杨维的后人，在成都军政界面子大，徐中齐当年就是朱君友岳父一手提拔起来的。     朱茂先咬着牙，拿出十根金条，通过这层关系，硬是把儿子的名字从死亡名单上抠了下来。     那天夜里，杨夷甫和徐季达就是来接人的。     朱君友被悄悄送到中和场的乡下躲了起来，几天后成都解放，他迫不及待跑回城里，四处打听狱友们的下落。     可等来的消息让他双腿发软，就在他被救走的第二天，十二月七日深夜，特务把剩下的三十二个人全用卡车拉到西门外十二桥边的乱坟坝，刺刀、手枪一齐上，一个接一个杀了。     杨伯恺就义前挣开嘴里的棉团，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倒在血泊里。     朱君友后来回忆，那天他在十二桥边，看见桥下河滩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脑子一片空白。     从那以后，朱君友活成了一个“移动的墓碑”。     每年十二月七日，他都要买上三十二朵白菊花，骑自行车到十二桥烈士墓，给每位牺牲的战友献上一朵，站在那里从天亮站到天黑。     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