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击毙后蜷缩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胃里几乎没有食物残留，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还有一万多块钱。 王宗坊和王宗玮出生在辽宁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父亲王家林和母亲王春芳都在中学教书，家中四个孩子，他们排行老二和老三。父母工作忙碌，兄弟俩主要由奶奶照顾。沈阳当时街头治安较乱，帮派争斗常见，兄弟俩从小接触这些现象，逐渐养成不良习惯。王宗坊从小偷小摸，1979年因盗窃判刑三年，出狱后继续偷窃，还影响弟弟参与。王宗玮曾服役空军，但因违反纪律被开除，退伍后在工厂当材料员，看似稳定却开始偷厂里物品。兄弟俩的犯罪从小型偷窃逐步升级，积累了武器弹药，为后来大案埋下隐患。这种家庭背景本该提供良好教育，但实际缺少管教，导致他们走上歧途。 1983年2月12日中午，除夕当天，王宗坊和王宗玮潜入沈阳空军463医院小卖部盗窃现金和物品，被医院保卫人员发现后，王宗玮掏出54式手枪射击，导致周华民等四人死亡，三人重伤。他们趁乱逃脱，这是他们犯下的首起命案。警方迅速调查，发现兄弟俩携带从部队偷出的枪支和手榴弹。公安部当晚发出新中国第一份悬赏通缉令，悬赏2000元捉拿二人。这起案件震惊全国，因为涉及持枪杀人，社会影响巨大。兄弟俩从沈阳逃往长春，又转哈尔滨，继续南下，途经多个省份。他们的行动显示出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利用自行车和伪装避开检查。 逃亡期间，王宗坊和王宗玮流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多次抢劫维持生存。他们打死九人，打伤九人，抢得大量现金。公安机关在全国设卡搜查，上万警力参与，但兄弟俩五次逃脱围捕。一次在河南，他们袭击检查站，用手榴弹炸开路障，开枪打伤民警。另一次在安徽，夜间抢劫商店，威胁店主交出钱财。他们的武器包括三把五四式手枪、一百多发子弹和五颗手榴弹，这些从王宗玮服役时偷出。逃亡生活艰苦，他们剃光头发，穿破衣伪装乞丐，骑自行车在乡间小路移动。全国民众通过通缉令了解案情，谣言四起，增加社会恐慌。 9月13日，江西广昌县盱江林场附近，村民举报两个可疑男子骑自行车经过。警方在公路设障拦截，双方交火，王宗坊和王宗玮丢下背包逃进山林。背包内有8700元现金、收音机、地图和两把手枪。公安部协调调动近三万人，包括公安、武警、解放军和民兵，封锁方圆740平方公里山地，形成四个包围圈。武汉空军部队派出一架直升机空中侦察。包围网逐步收缩，战士分成小组搜索山林。9月18日清晨，在南坑山，王宗玮腿部中弹被捕，送医院后死亡。王宗坊开枪打死武警通讯员吴增兴，二十多名战士还击，四十八发子弹击中他，导致其当场毙命。 检查王宗坊尸体时，发现他瘦成皮包骨头，胃里无食物残渣，口袋里有13200元现金和一把沾血匕首。这反映出七个月逃亡的艰辛，他们虽抢得钱财却难以正常进食。案件结束标志着新中国刑侦史上一个转折，首次大规模跨省追捕推动了通缉制度的完善。公安系统从中吸取教训，加强武器管控和追捕训练。兄弟俩的父母因包庇罪被判七年徒刑，服刑期间接受改造。社会上，学校和工厂组织学习讨论，强调家庭教育作用，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这起案件成为严打运动的导火索之一，从1983年开始持续三年，公安机关抓捕177万人，其中2.4万人被执行枪决。严打针对盗窃抢劫和杀人等刑事犯罪，各地设卡检查，村镇走访，提升了整体治安水平。当时经济转型期，失业青年增多，容易受不良影响，像兄弟俩从偷窃升级到杀人的事例，暴露社会管理薄弱环节。媒体报道案件细节，民众通过报纸增强警惕。公安部建立巡警和110系统，从二王案开始完善刑侦网络，避免类似事件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