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初，杨勇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熟悉的名字让他有些发愣。孔宪权，三军团老战友，乍一看名字，还以为是弄错了。 可信中语气务实，说自己虽然身体有残疾，但还能做些事情，问能否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已经相隔十五年的老同事，突然冒出来，确实让人意外。 时间拉回到1935年初春，彼时长征正遭遇险关。红军穿越赤水河之后，目标就是贵州地界。娄山关这地方易守难攻，贵州守军大部分是王家烈的双枪兵，凭借山势死死守着。 孔宪权那时还年轻，是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早年常跟杨勇和苏振华一起并肩战斗。到了关键节点，他带突击小队负责攻打名叫黑神庙的据点，因为那里正是守军的指挥部所处的咽喉。 冲锋那天，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人火力十分凶猛，枪声贯耳，周围的红军战士一排排倒下。孔宪权眼看即将靠近目标，敌人的援军突然出现。 他别无选择，只能带着队伍死扛，亲自跳出掩体连续点射。结果一串机枪子弹横扫过来，六发子弹把左腿贯穿，骨头零零碎碎，疼到无法动弹。 他跌进路旁水沟，凭一把手枪还击，直到最后一颗子弹打光。情况危急时，二营长邓克明带队一边压制火力一边救人，终于把他从死人堆里抬了出来。 伤势太重，红军能做的不多。救到遵义城里的天主教堂，那个地方改成临时医院。设备简陋，卫生员只好往他嘴里灌点吗啡水，减轻疼痛。 没有充分的麻醉，医生只能用双手慢慢往外掏骨头碎片。整栋教堂都听得见他痛得喊叫。那段时间，和他一个病房的还有胡耀邦，也在养伤。胡耀邦事后回忆，那一夜大家都没合眼。 后来红军要继续长征，带不动重伤员，只能留下少数照料。按团级待遇留下几百银元，安排了一个通讯员和卫生员陪着，把他托付给了金沙县一户姓宋的财主。 当时为了让主人家更加负责，有位红军士兵还特意展示了“照相机”，对着房屋到处假装拍照，说是给组织留证据。其实就是空壳，红军干活全凭办法多。 这一住就是二十个月。那时候卧床自理困难，两块门板拼成临时床，中间挖了个洞方便起居。他慢慢养伤，直到能下地走动。 不过左腿骨头损伤严重，比右腿短了将近十厘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已经没法继续行军打仗。又过了一阵，宋家出了事故，孔宪权只能离开。 辗转去了遵义枫香镇，起初挑担做小生意，在街头叫卖针线，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学了泥瓦匠，每天为镇上的人修瓦盖屋。 靠着粗活养活自己，生活虽然吃力，但赶上太平时期，乡民们也都觉得这个瘸腿汉子踏实肯干。转折发生在1950年，他偶然看到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出现在新政权的官方材料里。 他反复辨认，确定就是当年的团长和政委。犹豫再三，他写了封信，内容很简单，只说自己还在世，尽管受了伤但还能出力，请上级看能否给安排个能胜任的工作。 写完后寄出，心里既有期待又没有底气。这封信寄到贵州军区，很快引起注意。杨勇和苏振华看见信后都很激动，没等下属多问，立刻开始走流程，帮助孔宪权恢复党籍。 还将事情反映给当初入党介绍人黄克诚等人。不久后，枫香镇出现了罕见的一幕：镇里唯一的一辆美式吉普车直接开到孔宪权家门口，几位干部请他上车，政府随即贴出告示。 宣布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平时不起眼的“跛子瓦匠”一夜之间成了区副职，村里人议论纷纷，才知道他原是红军老兵。 任上不久，他又被调任枫香区区长。乡里乡亲都熟悉他，平时说话办事都和蔼可亲，村民有了什么想法都爱找他聊天。 跌宕起伏的经历，也让他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他经常能耐心听取意见，有时忍着伤腿东奔西走去调解纠纷，对百姓提出的建议都能一一回应，谁见了都佩服。 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他被任命为馆长。当时，馆里只有七八个人，任务就是追寻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他拄着拐杖，带队沿着长征在贵州的路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走，大半年下来。 肩上背的伤痕挂着，一点点寻访回了大批烈士遗物、文献档案、老照片。村里老人们口口相传，他问得仔细，记得清楚，虽然有不少困难，但一直坚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