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一段充满曲折、戏剧性与现实选择的历史 很多人对新中国和中东国家的早期关系印象模糊，要么觉得一路顺风顺水，要么觉得天然友好，其实真实过程远比想象中复杂、现实，甚至充满了“错过”与“转向”。根据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以及相关外交史料，新中国在中东的外交起步，既有意外的“第一”，也有无奈的阻力，更有基于现实格局的战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环境并不友好，西方阵营极力孤立，不少国家态度暧昧。让人有些意外的是，阿富汗在1955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伊斯兰国家，算是打开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第一道口子。而在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则是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正式表态。但当时的中东国家整体对新中国充满疑虑，加上害怕美国施压、对社会主义制度心存戒备，1950年苏联在联合国提议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不少中东国家都投了反对票，可见双方早期隔阂之深。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国能参加这次会议本身就一波三折，缅甸力主邀请中国，却遭到巴基斯坦等国强烈反对，主办国一度打算直接排除中国，最后缅甸以退出相逼，才让中国代表团顺利与会。同一时间，缅甸也邀请过以色列参会，可阿拉伯国家反应极其激烈，以色列最终没能成行，这也从侧面说明，阿以矛盾从一开始就深深影响着中国在中东的外交空间。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真诚、务实、求同存异的态度，面对面消除了许多亚非国家的疑虑，中东国家也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新中国，不再被西方宣传所误导。正是这次会议，让中国意识到，在中东要争取的不是一两个国家，而是阿拉伯世界这“一大片”。 而就在万隆会议闭幕后第三天，1955年4月29日，一直被拒之门外的以色列终于不再犹豫，下定决心要和中国建交。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丹尼尔·列文两次致函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明确表达建交意愿。可这时候，时机已经悄然改变。中国通过万隆会议已经完成了对中东政策的调整，重心转向更广泛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对以色列的主动示好采取了冷处理。1955年5月21日，陈家康复函列文，只表示愿意保持私人联系，建交问题再议。这次回应，基本宣告了1950年代中以外交接触的结束。 此后局势进一步转向。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中国公开批评以色列，随着中阿关系不断加深，中方对以色列的批评也越来越强烈。以色列错过了最有可能与中国建交的窗口期，后来以色列学者麦隆·马兹尼在《以色列与中国：一个失去的机会》一书中写道，不少以色列外交官和学者都对当年政府犹豫不决、没能果断推动建交深感惋惜，称之为一次外交失误，是一段“失去的历史机会”。 也正是在万隆会议的影响与地区格局变化下，埃及顶住美国压力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疑虑，在1956年正式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中东和阿拉伯国家。这一步不仅打破了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僵局，也彻底奠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国对中东政策的基本方向。 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新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建交进程，从来不是理想化的友好故事，而是在冷战压力、阿以冲突、大国干预和现实利益之间一步步走出来的。有先承认却没能建交的遗憾，有早期反对却后来走近的转变，也有因一场国际会议彻底改变外交走向的关键转折。放到今天中东局势依旧紧张、以色列与伊朗对抗激烈的背景下再看，当年的每一次选择，其实都充满了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