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羽绒服的古代，古人御寒有哪些必备服饰？比想象中还要时尚 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奉命出使秦国，带去了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白裘献给秦昭王。这件裘衣用狐狸腋下最细软的白毛拼制而成，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天下仅此一件。 然而不久之后，秦昭王翻脸将孟尝君软禁，孟尝君想托秦昭王宠姬说情，宠姬开口就要那件狐白裘。问题是，裘衣已经进了秦宫府库，孟尝君手下的门客中有一人擅长装扮，当夜潜入府库，将那件裘衣偷了出来。 宠姬得裘，果然在秦昭王面前为孟尝君周旋，孟尝君连夜出逃，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一件皮衣，换了一条命，这在今天听来有些荒唐，但在古代，裘皮服饰的贵重程度远超现代人的想象。 裘皮在中国的使用历史极为古老，从甲骨文"裘"字的写法来看，殷商时期的人们已经懂得将兽皮裁剪成合体的形状穿在身上。进入周代之后，裘皮服饰被纳入了严格的礼制体系。 《周礼·天官》中专门设有"司裘"一职，每年秋末负责向天子进献精制皮衣，天子再将裘衣分赏群臣，这是一套固定的政治仪式。 在裘皮的等级划分上，狐白裘居于顶端，其次是狐青裘、虎裘、貉裘，再往下才是狼皮、狗皮、羊皮。天子祭天时穿的称为"大裘"，取黑羔皮精制，讲究朴素无华，彰显"大礼必简"的理念。 普通士人若能穿上一件羊裘已属不易，西汉娄敬穿羊裘去见刘邦，将军虞将军想替他换件体面的衣服，娄敬摆手拒绝，说羊裘正是他的真实身份，这一细节被《史记·刘敬列传》完整记录了下来。 裘皮之外，丝绵袍是唐代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御寒的另一种主要方式。所谓丝绵，是由蚕丝制成的绵絮，填充在袍衣内层，既轻便又保暖，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实物中就有多件丝绵袍，可见其历史之久。 唐代朝廷会向戍边士兵统一发放丝绵制成的纩衣，《旧唐书》对此有记载。开元年间，宫中宫女负责缝制这批发往边关的绵袍。 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记录，有位无名宫女在缝制时，将一首诗悄悄藏进了袍中："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 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这首诗后来被得袍的士兵发现，辗转呈报给了主帅，主帅不敢压着，又上报了唐玄宗。唐玄宗在宫中示诗寻人，那位宫女主动认罪，以为难逃责罚，结果等来的却是出乎意料的结局。 丝绵袍造价高昂，寻常百姓用不起，退而求其次的是用乱麻填充的"缊袍"。 孔子称赞弟子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两类衣物并列对比，一个是贫寒士人所穿，一个是贵族专属，价值悬殊，一目了然。这种分层现象在棉花大规模普及之前一直存在。 棉花改变了这一切，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 黄道婆生于13世纪中叶，是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人。少时因不堪虐待，流落至崖州（今海南崖县），在当地与黎族妇女共同生活了数十年，系统学习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 大约在元贞年间（1295—1297年），黄道婆辗转乘船回到松江。彼时江南一带虽已有人种植棉花，但工具极为落后，脱棉籽全靠手剥，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描述当时的情形是"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效率极低。 黄道婆回乡之后，对轧棉、弹棉、纺纱的工具逐一进行了改造：她将轧棉车改造为双轴搅车，铁轴加持，轧棉效率大幅提升；将弹棉弓从一尺小弓改为四尺绳弦大弓，弹出的棉絮更均匀蓬松；又将单锭手摇纺车改为三锭脚踏纺车，一人可同时纺三根纱线。 黄道婆改的不只是工具，更是整个棉纺织体系的生产效率。 她将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乌泥泾一带的乡民，附近村镇争相仿效，松江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织业中心，出产的"乌泥泾被"远近驰名。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已在浙东、江东、湖广等地设置木绵提举司，每年征收棉布十万匹，棉业的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