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八思巴文，是忽必烈让藏传佛教五世祖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特殊文字。自1269年起，八思巴字在整个元朝版图内供官方使用。作为官方文字通行了110多年。金银牌一面刻有两行、另一面刻三行八思巴文，共计30个字。据考释，意为：借助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致死。此牌有可能是元代官府按品级区分的身份牌。目前，全球范围内共发现八枚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其中金牌一枚，铜鎏金两枚、银牌四枚，铜牌一枚。值得注意的是，有两枚银牌现藏于俄罗斯。在1846年及1953年，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及贝加尔湖畔各发现了一面八思巴式蒙古文银质金字长牌。这两面牌子后来被称为米奴辛斯克牌子。如今，这两面珍贵的牌子被珍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家艾尔密塔什博物馆中。1950年末，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时，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邓子琴先生征集到了一枚特殊的八思巴文黄铜质牌子。该牌已被西南师范学院博物馆珍藏。1998年夏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发掘出一枚特别的八思巴字蒙古文银质金字长牌。目前，该牌已被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珍藏。2004年4月，内蒙古大学包祥教授从一位农民手中购得一枚八思巴字蒙古文金质长牌。2006年8月8日，收藏家裴元博转购得一枚珍贵的八思巴字蒙古文银质长牌。2016年4月2日，厦门中尚文化馆从一名藏友处转购得两枚元代甲子十号八思巴文铜鎏金符牌。其中一枚大的416克另一枚小的207克。 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制作时期与用途八枚存世的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其环纽编号与发现地的差异，为推测它们的制作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圣旨长牌的编号，遵循着特定的规律，即“天干地支字头编号法”和“百家姓字头编号法”，且每个字头编号均以百号为限。因此，通过分析编号字头在“天干地支”和《百家姓》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符牌的制作批数。尽管我们目前缺乏元代的档案制作登记材料，但借助发现地的位置信息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我们仍然可以大致推测出符牌的制作时间。例如，对于编号为“乙字九號”的第⑺枚圣旨长牌，经过考证，这枚金质长牌是忽必烈任大蒙古国薛禅汗时铸的最后一批“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同时也是第一批以八思巴字任命职官的职官牌。它见证了大元朝与大蒙古国体制的交替，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是元代政治和行政事务的重要凭证。持牌使者在皇帝的授权范围内，享有“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巨大权力，可以指挥军队、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甚至罢免和处置官员。这种金银质的符牌作为皇帝特别授权的标志，对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