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日本和朝鲜一样，历史上一直都是古代中国的藩属国。
但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够严谨的。结合中外史籍记载以及具体的历史案例，我们可以清晰梳理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的演变。
1）东汉至南北朝时代的中日往来中日两国在官方层面的来往，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时期。
据《后汉书》中的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里的“倭国”，是一个位于今日本福冈县博多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
在日本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
进入三世纪以后，位于日本九州岛东北部的邪马台国，在先后兼并了周边三十多个邦国以后，成为了日本列岛上最强的地方政权之一。
根据《三国志》中的记载，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使者“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出使魏国。
尽管使团的“见面礼”非常寒酸，但他们不仅受到了魏国较高规格的接待，还得到了“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约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厅”等颇为贵重的赠礼。
除此之外，卑弥呼女王还被魏明帝曹睿封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正使难升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副使牛利被封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青绶。学界认为，这是中日两国建立册封关系的开始。
邪马台国与狗奴国的大致位置
到了三世纪中叶，大和国开始兴起于本州岛中部。进入五世纪以后，大和国陆续征服了日本列岛上的几乎所有大小邦国，建立了日本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政权。
与倭国和邪马台国一样，大和国的五代大王“赞、珍、济、兴、武”都曾向中原王朝派遣使者、请求册封。
第一代大王“赞”先后在公元413年、421年、425年和430年四次遣使于南朝宋国。421年，他被武帝刘裕（363—422）敕封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二代大王“珍”于公元438年遣使于宋国，同时请求宋文帝刘义隆（407—453）授予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封号。
不过，刘义隆只是按照惯例赐予了他“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由此可见，早在5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就已经对朝鲜半岛动起了小心思。
第三代大王“济”先后于公元443年、451年和460年向宋国遣使请封，最终在451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封号。
不过，等到第四代大王“兴”即位后，他的封号又被“削减”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5—7世纪的日本
第五代大王“武”即位后，在公元478年向宋国遣使请封。
值得注意的是，他请求的封号比第三代王“济”还要夸张，即“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已经沦为傀儡的宋顺帝刘准（467—479）在去掉了“百济”之后，其余的都答应授予。
公元479年，刘准被迫禅位于总掌军国大权的重臣萧道成（427—482），宋国被齐国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也宣告中断了。
2）隋朝时期的中日往来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倭五王”时期，大和国曾主动向“南朝”朝贡，同时掌握了汉字，吸收了一定的中国文化。
但是，在日本人编撰的史书中，创作者刻意抹去了这一段历史。
就拿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来说，作为日本最早的正史，对“倭五王”时期的朝贡史实几乎只字未提。
《日本书纪》内页
进入7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版图的重新统一，中日两国中断了百余年的官方交往得以重新恢复。
600年，日本向隋朝派出了首批遣隋使。607年，派出了第二批遣隋使。
但需要指出的是，遣隋使团的出访目的已经与百年前有了显著不同——即从过往的“物质索取者”转变为了“学习者”。
因此，使团内部有着数量不容小觑的留学人员。
这些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涵盖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以及宗教哲学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在隋朝存在的近40年间，日本先后五次派出了遣隋使团。
位于洛阳的“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
尽管日本人以“学生”自居，但一直想与隋朝结成平等的外交关系。
据《隋书·东夷传》所载，在遣隋使团正使小野妹子（565？—625）于607年向隋朝递交的国书中，一改过往“以臣属自居，请求册封”的谦卑态度，开头如是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这种“目无尊长”的态度，顿时激起了以“中国之君”自居的隋炀帝杨广的强烈不满。他愤怒地向掌管礼仪的鸿胪卿表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决议不予理睬。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但一行人等依然不死心。
次年，他们与百济、赤土等国的使者们一起向隋朝“贡方物”。但是，他们依然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设为国书开头。
杨广看到这封国书后，又被气够呛，但考虑到对方能够“主动通贡”，因此不但特意派遣官员与归国复命的大和国使者同行，还表示会派遣使团进行回访。
608年四月，一支由文林郎裴世清为正使，合计由13人组成的使团，取道百济出使大和国。
杨广（左）与小野妹子
大和国朝野上下得知这一消息后受宠若惊，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隋朝使臣宣读的皇帝诏书，让他们倍感失落。
原因很简单，杨广不仅一直以“皇帝问倭王”的口气来“俯视”日本，还对其“远修朝贡”的行为表现出了欣慰之情。
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大和国的君臣们逐渐体会到，单方面寻求平等的尝试没有任何意义。
3）唐朝时期的中日往来618年，李渊建立唐朝；626年，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
经过太宗朝君臣的共同努力，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唐朝出现了一个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对于大和国而言，唐朝无疑是个超级棒的老师。资料显示，从630年开始截至唐朝灭亡为止，他们先后派出18批遣唐使团，规模也有了显著提升。
日本遣唐使路线图
630年，以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药师惠日为首的遣唐使团，在辗转了一年之后，顺利抵达长安城。
对于他们的到来，太宗十分高兴，安排他们在长安参观学习了一年左右。632年，遣唐使团完成了既定任务归国时，太宗特派高表仁作为唐朝的使节回访，一同随行的还有遣唐留学僧灵云、僧旻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遣隋使一样，遣唐使团的成员基本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他们不仅儒学造诣深厚，个人素质都非常高。
就以隋末派往中国的“归化人”后裔高向玄理为例，他不仅精通中日文化，还在治国理政方面颇具才能。
他在645年回国后，不仅以“国博士”的身份提出了包括建立大藏、兵部等八个管理机构的体制改革举措，还确立了以太政官为中心的行政组织体制。
次年，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大化改新”正式开启，“大和国”同时更名为“日本国”。
孝德天皇陵
有唐一代，官方一直将日本遣唐使称为“朝贡使”，与其他国家的使节一视同仁。
一方面，官方不仅将日本使团带来的礼物称为“方物”，还会给予极为丰厚的回赐，比如日本正仓院现存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金银平文琴等宝物，就是唐朝的赏赐之物。
另一方面，唐朝的知识精英们也会下意识地将日本视为唐朝的藩属国。
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诗序中，不仅称赞日本“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还坦言“恢我王度，谕彼蕃臣”，将日本视为一个文明开化的属国。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人一直刻意回避“朝贡”二字。事实上，遣唐使访问唐朝，与正式的朝贡活动有着本质区别。
其一，历届遣唐使均未携带国书（也就是旨在建立朝贡关系的表文）；其二，日本从未像新罗等属国那样，请求唐朝册封。原因很简单，自建年号，以“天皇”自居的日本最高统治者，一直“致力于”与唐朝平等相处。
位于西安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使臣在唐朝皇帝面前，如何称呼本国统治者呢？
一方面，“天皇”一词不仅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甚至比“皇帝”地位更高，自然不敢在唐朝皇帝面前提及；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愿将本国君主称为“国王”，这在日本国内也被视为大逆不道。
于是，日本使臣们决定使用“主明乐美御德”一词来蒙混过关。
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考证，“主明乐美御德”就是日语“天子”的发音音译，唐朝人不明其意，误以为这是日本国王的名字。因此，唐玄宗《敕日本国王书》的开头便写道：“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
前面提到，唐朝对待日本使臣，与对待其他朝贡国使臣一样，会赐予与之地位相匹配的官爵。对于新罗登朝贡国而言，君主与使臣能获得赐予的官职是极大的荣耀，而且这些官职能够进一步夯实自己在本国的地位。
但日本遣唐使被赐予的唐朝官职，在日本国内却无法通用。
据《旧唐书》所载，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晁衡）曾在唐朝曾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一职，但在回到日本后，并未沿用这一官职，而是被日本授予了“从二位”爵位，负责外交事务。
因此，即便唐朝一直将日本使者视为朝贡者，也明显能感受到他们与其他朝贡国使臣的不同。据《新唐书·日本传》所载，“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即这些入朝的日本人，比其他国家的使臣更为矜持自大。
电影《妖猫传》中的阿倍仲麻吕，由阿部宽饰演
在外交礼仪方面，日本与唐朝曾发生过多次争执。
比如在第一批遣唐使团返航归国时，唐朝使者高表仁伴送其出使日本，但此次出使最终不欢而散。
根据《旧唐书》所载，高表仁不仅将日本视为属国，还试图向日本王室宣示大唐天子的“朝命”。但是，日本人拒不接受臣属地位，以至于爆发了礼仪之争，最终高表仁“不宣朝命而还”，未能顺利完成出使任务。
另据日本史书《续日本纪》记载，在753年的朝贺大典上，唐朝将日本使臣安排排在了西侧第二位，位于吐蕃使臣之下，而新罗使臣则排在了东侧第一位。
日本使臣对此十分愤怒，认为新罗是日本的属国，直言“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认为自己列于“属国”使臣之下，实在难以忍受。最终，唐朝将日本使臣调整到了东侧第一位，日本使臣才心满意足。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争位事件在中国以及朝鲜史书中均无记载。因此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日本人为彰显自身地位而刻意杜撰的“史实”。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日本不愿屈居他国之下的心态。
电影《妖猫传》中的长安
4）北宋时期的中日往来到了9世纪末，唐朝的国力早已不复往日。而完成看改革的日本统治阶层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原王朝“由盛转衰”的趋势。于是，他们立即终止了本已决定894年成行的遣唐使的派遣。
到了宋朝，双方始终未能建立官方联系。
根据《宋史》所载，“天圣四年（1026）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诏却之，其后亦未通朝贡”。
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来华，神宗托其携带书信致日本天皇，不过，因为信中称“回赐日本国天皇”，日本朝廷一致认为，“回赐”一词隐含中国为上、日本为下的属国关系，于是未予以回复。
宣和元年（1119），北宋遣使赴日，但因为牒文中出现了“愿假道贵国，往高丽致礼，仍乞贵国修事大之诚”一句，再次惹恼了日本人。
原因很简单，“事大”一词是属国对宗主国的专属表述。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不过作为对比，两国的民间贸易还是比较频繁的。
在《宋史》当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在1002 年，建州的海上商人周世昌遭遇大风，漂流到了日本，一共在日本待了七年才得以回国，同时带回了一个名叫滕木吉的日本人。
真宗召见了两人，周世昌旋即将日本人创作的诗歌作品进献给了他。只不过，这些诗的文辞过于雕琢藻饰，内容又肤浅，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真宗又询问日本的风俗，周世昌说，日本的妇女都披散着头发，一件衣服要用到两三匹细绢。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自己记下的日本的州名和年号。
真宗命令滕木吉用他带来的木弓木箭射箭，箭射得不远，真宗询问其中缘故，得知日本国内不练习作战。随后，他赏赐给滕木吉当时流通的时装钱，派人送他返回日本。
建造于1252年，被誉为日本国宝的镰仓大佛，具有镰仓时代流行的宋朝佛像的风格
当然，伴随着双方贸易的日趋频繁，日本商人唯利是图、奸诈狡猾、凶顽好斗的负面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了一些文学作品当中。
比如南宋士人方夔在《续感兴二十五首·十六》中，就对其做出了很大的“差评”：
我贾贾日本，挂席穷南海。冰夷斗蛟龙，牙角吐光采。血人以宴嫫，窟宅一朝改。赤手拾明月，天幸独我在。最赴王侯需，价直十百倍。匹夫惜性命，贪冒以贾罪。歌笑履波涛，竞死复何悔。
5）元朝时期的中日往来忽必烈即位后，在谋士廉希宪等人的建议下，一改过往对高丽的压制政策，转而推行了一系列的怀柔举措。
伴随着双方关系的日趋缓和，他逐渐对日本这个边陲岛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忽必烈
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进言，日本与高丽接壤，自汉唐以来就一直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往来。因此，蒙古可以通过海上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他的建议，顿时引起了这位志存高远的皇帝的兴趣。当然，忽必烈之所以有所心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894年以后，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倘若此时令日本向自己臣服，不仅充分增加了帝国的权威性，也有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
其次，日本是南宋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关系不错。倘若日本向西出兵，会对蒙古形成包夹之势；南宋政府流亡日本，也一定会冲击元朝在南方的合法性。
而一旦征服了日本，不仅又多了一个进攻南宋的军事据点，还掐断了对方的后援通道，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日本海盗不仅频繁劫掠高丽沿岸地区，还暗中支持反对蒙古的朝鲜三别抄军，让忽必烈颇为不爽。
在经过一系列审时度势的考量以后，忽必烈决定采用不流血的外交手段实现对日本的征服。
纪录片《中国》里的忽必烈与他的臣僚们
1268年正月，带着忽必烈的国书与“得其要领”的嘱托，一支由兵部侍郎黑的与高丽人潘阜率领的使团抵达日本。他们的任务主要有两个——其一，切断南宋与日本的往来；其二，希望日本出兵帮助自己攻打南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书内写有“以通和好”、“通问结好”、“以相亲睦”等示好的词语，但字里行间依然透露着帝国的嚣张气焰。
比如结尾处的“以至用兵，夫孰所好”一句，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旦双方打起来，你们可要后果自负啊！”
面对这份言辞极其傲慢的招降书，时年只有18岁的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宗，以“蒙古人怀有窥伺本朝的歹意”为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
可即便如此，忽必烈依然以高丽人为向导，先后六次派使臣持诏书赶赴日本，但都没能带来满意的回复。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北条时宗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镰仓幕府拒绝与蒙古通好？对此，台湾学者王启宗给出了两个原因。
第一，虽然日本与南宋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商船私相往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商贸易关系。
再加上南宋的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甚至一度取代了日币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当时在日本经商的南宋商人一定会教唆日本人反对与蒙古来往。
第二，在镰仓时代从南宋传入的禅宗，由于其教义多与武士精神相吻合，兼以第五代执政北条时赖的提倡而兴盛一时。因此，幕府要员们大多皈依禅法。
鉴于禅僧多为南宋僧侣或入宋日僧，而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蒙思想。可以预见，对于蒙宋之争，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支持南宋一方。
忽必烈“傲慢”的招降诏书
见对方迟迟不给予回复，勃然大怒的忽必烈大怒决定武力征讨日本。遗憾的是，后续的两次征日战争，均以惨败收场。
时光荏苒，到了1292年，年近八旬的忽必烈第三次动起了讨伐日本的念头。但是，包括太子真金在内的几乎所有大臣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不得已，第三次征伐日本的计划只能就此搁置了下来。
当然，双方民间在经济领域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比如在1305—1350年间，其中的33年都会有日本商船抵达我国境内从事贸易。
除此之外，双方在宗教领域的交往也颇为频繁。根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访华的日本僧侣中，光是知名者就多达220余人。
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不仅修习佛法，还会收集佛典文物、游历名山大川并学习建筑、书法、绘画艺术以及印刷等技术。与此同时，很多元朝高僧的墨迹也陆续传到了日本，对当地的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镰仓时代，表现释迦牟尼佛涅盘场景的日本绘作
6）明朝时期的中日往来明朝初年，日本人依旧桀骜不驯。
明太祖朱元璋的“诏抚”文书送达日本后，日本人不仅没有派遣使臣回访，反而因朱元璋诏书的语气较为傲慢，一怒之下杀掉了明太祖所遣使臣中的五人。
在放回的使臣带回的回复文书中，日本人公然宣称：
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这番回应的核心意思是——天朝虽强，日本也毫不逊色；我们日本坚决不向明朝进贡，若明朝敢兴兵来犯，日本随时准备迎战。
朱元璋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岛国气得火冒三丈，但并未因口舌之争兴师动众，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元军征伐日本的惨痛教训。
最终，他以“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姿态，宣布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征伐日本。
两版风格迥异的朱元璋画像
1387年，在得知日本使者如瑶支持胡惟庸造反，甚至“试图刺杀自己”的消息后，大为光火的朱元璋不仅直接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还叫停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但在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两国的“朝贡贸易”陆续恢复。
作为对比，室町幕府第三任幕府将军足利义也主动调整了对明方针，加入到了向明朝朝贡的行列。
不过，他在呈递给明朝的表文中，刻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自称“日本国王”。。
朱棣自然不可能知晓日本存在“天皇”这一称号，他误以为，来信的足利义满就是日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大喜过望，一次性赐予了他白银千两、铜钱1500万，另外海赐“王妃”白银250两、铜钱500万。
从这以后，双方实行“勘合制度”，即通过明朝颁发的勘合凭证开展朝贡贸易。
室町幕府最盛期的缔造者足利义满（1358—1408）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朝贡国的队伍中，日本人的态度最为桀骜，也最难管理。
比如在1523年六月，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诸侯（大名）分别派遣使团抵达宁波。为了争夺朝贡资格，双方在宁波爆发了大规模斗殴。
大内氏使团首领宗设谦道在杀死了细川氏使团首领鸳冈瑞佐之后，在返回宁波的途中一路烧杀抢掠，不仅俘虏了前来交涉的指挥袁班、百户刘思等人，还杀害了百户胡源。
抵达宁波后，他们再度大掠市区，最终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与千户张镗率军追赶，但都不幸战死。
朝廷震怒之下，宣布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同时废除了福建与浙江市舶司，仅留下了广东市舶司一处，直到1536年，在大内义隆的主持下，双方贸易才得以重启。
室町时代的日本遣明船
7）清朝时期的中日往来与明朝截然不同，清朝在立国之初未向周边国家派遣使者招徕进贡。
清朝的朝贡政策非常明确——明朝的原有朝贡国，倘若主动缴回明朝颁发的大印和相关文件，换取清朝的印章，可以继续朝贡；原本没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自己不会主动要求其朝贡。
因此，截至19世纪中叶，两国始终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德川幕府反而试图以某种方式将清朝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1715年，他们颁布了对外贸易新条规——“正德新例”，其中明确规定：
中国人前往日本贸易，必须持有日本政府颁发的信牌，信牌上需书写日本年号；若未持信牌，严禁驶入日本港口，否则将“焚其船，斩其人”。
负责制定这一新规的幕府官员新井白石，更是在其著作《折焚柴记》中明确表示，通过这一制度，“我国国威将扬于万里之外，我国财物亦将万世富足也”。
新井白石（1657—1725），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诗人、儒学者
对于日本的这一举措，不少清朝官员颇为愤怒，认为这种制度是“奉外夷为正朔，忤逆朝廷而归顺日本”。
比如在1715年，浙江巡抚曾奏请禁止与日本的信牌贸易，认为“信牌载日本年号，实为辱国”。但在康熙看来，自己犯不上为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
因此，中日两国此后一直以“信牌贸易”的形式保持商业往来，一直持续到清朝后期。
进入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陷入到了沦为列强殖民的危险境地。伴随着传统宗藩体系的逐步瓦解，日本开始谋求与清朝的对等地位。
1871年，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约定两国以礼相待、互不侵越、互不干涉内政、互派使臣驻京等内容，标志着双方正式建立了近代外交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在缔约过程中，一度想争取到西方列强同等的在华权益，但被中方据理拒绝。
《中日修好条规》内页
从这以后，日本逐渐暴露了扩张企图，多次挑衅清朝的宗藩体系。至于后面的史实，想必大家都比较清楚，就不在此赘述了。
8）尾声总而言之，至少从南北朝之后，日本就不应被视为中原王朝的属国。
事实上，和古代中国一样，古代日本也试图将自身置于世界中心的位置，比如他们曾要求新罗、百济等国向其朝贡。
这也进一步说明，日本从未想过“主动臣服于中国”，反而始终在追求自身的独立与区域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