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内阁取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5种类型”限制，武器出口放宽至可出口战斗机、护卫舰和导弹等杀伤性种类。】4月21日，高市内阁在当日上午举行的阁僚会议和轮替举行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上，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运用方针，决定放宽防卫装备出口规则，取消了将国产装备出口限定为“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的“5种类型”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含有杀伤能力武器的成品。日本此举的目的为强化国内防卫产业的基础，同时加强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据悉，高市内阁近期将新设涵盖防卫省、经济产业省等相关部门局长级的调整框架，强化推进武器出口的司令塔功能。在新的运用方针中，在取消了“5种类型”的限制基础上，原则上可以出口战斗机、护卫舰和导弹等《自卫队法》上承认的武器。不仅出口成品，还允许提供零部件和技术。关于防卫装备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放宽了限制，使外国的防卫产业的出资和企业的合并、收购成为可能。
此次修订的重大转变在于——一是装备根据有无杀伤、破坏能力分为“武器”和“非武器”。对警戒管制雷达等非武器出口地不设限制。护卫舰等武器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订《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的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17个缔约国家，预计今后也将与加拿大、西班牙、芬兰签署同样协定。二是原则上不允许向“作为武力纷争的一环而被判断为正在进行战斗的国家”出口武器，但考虑到安全保障上的必要性，设置了“特殊情况”下的允许出口的例外。但这种出口需接受通过NSC对扩大出口目的地管理体制是否达到一定水平等审查。当NSC认为可以允许出口时，需将出口装备的内容用文件事后通知全体国会议员。三是强化了出口后监控装备是否得到妥善管理的体制，需要确认出口国家和军队是否有倒卖装备或丢失装备等情况。日本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在去年10月的联合政权协议书中明确记载了取消5种类型。根据今年3月执政党提出的建议，高市内阁推动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修改和废除5种类型的运用方针。年内还计划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3个文件。
日本的武器出口管控政策经历了从严格禁止到逐步放宽，再到如今大幅松绑的演变过程。1967 年，日本政府正式确立《武器出口三原则》，明确禁止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制裁对象以及国际冲突当事方出口武器。1976 年，日本政府将这一原则扩展为事实上的全面武器出口禁令，成为战后日本走和平国家道路的重要象征。这一体系在很长时间里有效约束了日本军工产业的对外扩张，也成为亚洲各国对日本保持基本信任的重要依据。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保守化加剧，要求放宽武器出口的声音逐渐抬头。2014 年，安倍内阁以 “适应国际环境变化、推动装备技术合作、提升防卫产业竞争力” 为由，废除实施近半个世纪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代之以降低敏感性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新原则在名义上仍保留5种限制，但实际上大幅放宽了出口条件，允许在满足 “有助于和平国际合作”“日本安全不受影响”“严格管控” 三大条件下对外提供防卫装备。此后，日本陆续向多国出口巡逻艇、预警雷达、预警机相关装备，并参与国际联合研发，军工对外合作空间持续扩大。可以说，安倍2014 年改革等于为武器出口松绑埋下关键伏笔。此次高市内阁推进新一轮修改，本质上为日本军工走向国际市场、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再军事化扫清制度障碍，其激活新军国主义的风险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周边国家极大担忧。
虽然高市内阁在修改宪法、增强军备，推动防卫装备走向海外的动作颇大，但从其执政正好半年的作为看，高支持率下难掩其独断专行、在执政党内陷入孤立风险的窘境。一些政府高官的“过去的半年里，我有一种希望高市首相能具体做点什么的期待感。今后需要有明确的成果。”换言之，包括民众对高市释放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大转换”等改革姿态抱有期待，但改革成果却迟迟未能落地，尤其是在应对俄乌冲突和中东动荡造成的石油短缺、物价上涨、民生成本攀升等方面的不给力，让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原本的主要支持群体也开始转向。不仅如此，在自民党内部，虽然尚未听到对引领众议院选举大获全胜的高市的公开批判，但自民党某大佬指责高市“在国会好好答辩是民主主义的根本，高市却置之不理”。一些议员相继成立小圈子团体引发高市猜忌。原总务大臣武田良太设立了以自己为首的议员政策团体。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成立了“自民党参议院俱乐部”，麻生太郎和茂木敏充经常聚餐，据说瞄着后高市政局。而高市据说很少有能被称为盟友的团体，党内基础十分脆弱，看好其长期执政的议员正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