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媛被俘后成为马步青部下马进昌的妾，后来马进昌的结局到底如何呢？
一九三七年初春，祁连山脚下的风雪尚未消退，河西走廊却已硝烟弥漫。三个月前，折向西北的红军西路军在高台遭重创，残部辗转突围，妇女先锋团的身影依旧出现在沙梁与戈壁之间。王泉媛，就是那支一千三百余名女战士的团长，她手握大刀，曾带队衔枚而进，将马家军的骑兵逼得措手不及。
西征之初，妇女先锋团既是火线上的突击队，也是后方的“流动党委”。白天冲锋陷阵，夜里则把老乡拉到篝火旁，小声宣讲“红色苏区如何分地分田”。这种双重身份令马步青部队对她们恨之入骨，一旦逮到便毫不手软。十二月的古浪河畔，弹药告罄，王泉媛与二十余名女兵落入敌手，编号、姓名被逐一登记，随后“分配”给各营头目。

马进昌当时是马步青骑三旅某团副官，三十一岁，早年在西北军阀混迹，能打硬仗，也惯于拉家带口地搜罗私财。他挑上了王泉媛。理由很简单：女红军从不肯屈服，若能收服此女，不仅壮面子，还可借她了解红军动向。于是，一纸“婚书”压在王泉媛面前，“签了吧，省得吃苦。”马进昌冷笑。王泉媛只回两字：“做梦。”
被囚的日子里，她表面服软，暗里串联同狱数名汉族勤杂。烧饭丫头看她替伤兵缝补衣衫，被打动，悄悄送来破军装；军需主任李兴宝因欠她一次“保老乡不受鞭”的人情，也在库房里藏下一套马甲与裤脚。机会终于在次年二月出现——马进昌随部巡防，留下卫兵看守。夜半，换岗空隙，王泉媛戴上毡帽、裹紧斗篷，佯作押运粮草的勤务兵，骑着驮马钻入薄雾。
逃出大营并不意味着安全。她逆风北上，沿黑河故道行九昼夜，先后接应了三名失散战友。途中遇一牧民老人，对方只说一句：“往东走，前面有口井。”那井旁确有一支地下交通小组埋伏的暗号石，王泉媛靠这条线索，绕道张掖，又耗时半年，终于同在巴里坤整训的东路红军接上。

外人难以想象她是如何走过那片荒漠的。“要么活着回来领兵，要么埋骨他乡，也不得给敌人做压寨夫人。”这是她给自己立的规矩。她回归后被告知“失散人员三年不收”的组织纪律，但陈云批示“特殊情况专案处理”。待查明身份，她旋即被安排到延安抗大任教，把前线见闻写进讲义，学生们称她“沙漠回来的姐姐”，讲到古浪一役时，教室常常静得落针可闻。
再说马进昌。祁连山以南的烽火没给他留下太多讨价还价的时间。西路军溃散后，他跟随马步青退至武威、永登一线，继续盘剐牧民以补给军费。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调入青海骑兵师，职务仍是营长。然烽烟乱世风云易变，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军西渡黄河，马家军土崩瓦解。马步青仓皇撤往西宁时，把能带走的老部下一个没落下，可运输机数量有限，马进昌没上得了舷梯，被迫随残部南逃循化。

《西北剿匪纪实》卷三曾记，马进昌九月间在拉脊山口被西北野战军骑兵第三师俘获。押解途中，他独自嘟囔：“这一辈子都在马背上，想不到还是栽在马下。”一九五零年春，因参与多起烧杀事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在河南某劳改农场劳作。所幸没有再被处决，因病于一九五八年冬去世，终年五十二岁。史料未载其墓葬，只记“病故就地安葬”。
马进昌的淡出，与王泉媛的“重生”形成鲜明反差。六十年代初，康克清到西北调研，得知她仍在地方敬老院当会计，立即批示落实组织待遇。相关档案显示，她不愿“特殊照顾”，只申请了复员军人证，继续在福利院干到离休，平日最惦记的仍是那些孤寡老人的伙食钱是否到位。有人问她为何不写回忆录，她摆摆手：“活下来就算赢，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立传。”

女性在战火中的韧性与决绝，很少被放到聚光灯下。王泉媛一刀一枪拼杀，也能在囹圄中安抚同伴，在旷野里找到水源，在新中国的重建岁月里埋头做账、照顾孤老。这些片段合在一起，远比一场胜仗更能说明革命的厚重。她的名字未必写进教科书，却在河西老百姓的口口相传里延续。
再回望马进昌，昔日纵马横刀，最终销声匿迹；再看王泉媛，历经磨难，仍用余生维护身边人的尊严。两条轨迹交错于战火，示警后人：能决定命运的，往往不是一时的强弱，而是信念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