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在广州修建白天鹅宾馆遇审批难题，杨尚昆主动提议前往看望叶剑英助力解决问题
1978年12月15日深夜，首都机场候机楼灯火通明，几名外宾拉着行李无奈地对翻译摇头——北京城“一张合规的床”都凑不出来。彼时，全国达到国际标准的涉外客房不足千间，外事部门常靠内部挤兑，临时把接待所刷漆挂上“宾馆”牌子，勉强应付。
数据摆在那里：北京涉外饭店七家、床位五千二，却只有百分之二十能达到四星以上水准；上海、广州、南京等口岸城市状况好不到哪去。国家旅游总局急得直跺脚，提出在几大城市各建一座合资高档酒店的方案，却苦于无钱、无管理经验，也缺乏相应法规。

就在这一年的香港，靠跑船、做地产发迹的霍英东频繁接到内地邀请。他曾在抗美援朝期间秘密输送物资，早被周围人称为“有底子的实业家”。听完内地对涉外饭店的烦恼，他拍了板：“请把土地给我，我来投钱，五百间房送国家，余下我自己经营。”
祖籍番禺的情结让霍把目光放在广州。他选中的沙面岛曾是英法租界，老墙上还留着洋行标志。“就在这里建！”霍对随行工程师说，“让珠江第一湾亮起我们的灯。”选址既避免占用耕地，又带着强烈象征意味：在旧日殖民地树起中国人自己的招牌。
麻烦随之而来。按照当时规定，“楼堂馆所”属严格管控项目，广东省无权审批，文件必须上报国务院。然而国务院也没有针对外资酒店的成熟条例，材料在部委之间来回传，迟迟没人盖章。霍英东往返数次，连机票订单都能排成一沓。

1979年春，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得到消息，他知道若再拖，香港资本会失去耐心。3月的一个下午，他登门拜访已回广州养病的叶剑英。两人寒暄片刻，杨尚昆直言：“叶帅，再不批，机会就跑了。”叶剑英看完材料，只留一句话：“广东自己扛，有中央五十号文件，照此办！”一句批示胜过千言万语，广东立刻设立筹建指挥部，自审自批，项目终于破冰。
设计阶段又冒出奇怪要求——有人提议在主楼顶层加建高射炮台，以“兼顾防空”。霍英东听后愣了三秒笑道：“宾馆上打飞机？那客人敢住吗？”叶剑英再次拍板，炮台、宿舍、自行车棚统统取消，保持现代酒店风格。

1980年底动工，施工方采用“白天鹅”这一更具亲和力的名字。进口中央空调、电梯与消防系统由霍自掏腰包采购，员工则分批送往香港、澳门酒店实训。成本因此上浮，但管理团队的眼界被彻底打开。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正式迎客。当天清晨，沙面岛外已排起长龙，广州街坊带着孩子进门“开眼界”。电梯一开一合、抽水马桶冲水的声响，引来阵阵惊叹。有人边拍照边感慨：“原来宾馆也可以这么干净、这么亮堂！”开放日结束，地毯几乎被踩秃，但酒店的名气瞬间传遍大江南北。

首年运营即实现盈利，随后与国际信用卡组织对接，率先在内地试行刷卡消费；也在行内首创外派培训模式，培养出一批后来分布全国的酒店管理骨干。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广州，选择下榻白天鹅，这座昔日租界小岛从此成为世界地图上的新坐标。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形象、地方突破与民间资本三方合力催生了白天鹅。政治信誉托底，市场力量唱主角，象征与现实交织，成就了一座跨越时代的地标。它昭示一个简单却有力的道理：当制度供给及时让位于创新需求，尘封的活力便能被点燃，珠江夜色也因此更亮一些。